央视百家讲坛推波助澜的“历史热”，对于我们历史学界来说，实在是一件大好事。不仅使得全民关注历史，而且也影响到了高考。据我从权威部门获得的信息，这两年上海高考文科考生，“3+1”的“1”，多数考生的选择，已经由以往的政治转移到历史。

　　看来，历史应该写得“好看”，讲得“好听”，已不单是一个形式问题。要从象牙塔里出来，为大众接受，必须写得“好看”，讲得“好听”。但是，这个“好”，并非“戏说”。对于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的 “戏说”之风，人们愈来愈厌恶。历史剧的编导们似乎依然故我，有人批评他们胡乱“戏说”，他们就借口“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但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关公战秦琼”啊！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人们也可以批评历史学家，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面目可憎，令人望而生畏？老是写成“八股”腔的高头讲章？其实历史本身的人物与事件、情景与细节，是极其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充满了波诡云谲、风雷激荡，无须“戏说”就可以写得有声有色。司马迁《史记》就是一个最佳典范，无须“戏说”，照样引人入胜，很“好看”。多年来持续畅销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把万历时代的历史用别具一格的笔法展现出来，既深刻又生动，令看惯了“高头讲章”的读者耳目一新。最近有一篇文章引用美国文学家厄卜代克的话：《万历十五年》把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也有人感叹，黄仁宇讲故事的本领使今日绝大多数职业史家无法望其项背。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史无定法”，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和解读方式。使历史成为科学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主张“如实直书”，倡导客观、冷静、无色彩；以皇皇巨著《历史研究》闻名全球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用文明类型来阐述历史的走向；年鉴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主张总体史观，远距离观察1500年以来的世界。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那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他用“讲故事”的笔法，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曹寅与康熙》、《王氏之死》等脍炙人口的佳作都十分畅销。美国历史学界并不因为他擅长“讲故事”，而贬低他的学术地位。 然而，在我们国内一些学者那里，非常排斥用“讲故事”的方法解读历史的路数，不屑一顾。大概是多年来习惯于一种模式，看惯了“八股文 ”，一旦“百花齐放”，反而不习惯了。

　　“史无定法”的另一种意思是，历史是需要不断解读的。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有一句名言：“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他的意思是说，人们只有借助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现在与过去”是相对的概念，“现在”无止境地在延伸，它与“过去”的对话当然永无止境，永远不会停息，因此对于历史的解读绝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正如荷兰历史学家盖尔所说：“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如果同意他们的观点，那么我们应当提倡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来重新解读历史。

　　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终结》，就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解读方式，或者说是对于中华帝国从形成、发展到终结的历史的一种独特理解。读者诸君如果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便不难发现，他对于“封建”本意的理解，对于“天下为公”的“公天下”的理解，对于中央集权的理解，对于官僚制度与官僚社会的理解，都有一些独到的看法，显现了对历史与现实的睿智与敏感。本书与他的《品三国》不一样，它是史论体裁，而不是叙事体裁，因此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与主观色彩，读者诸君需要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故事”，而在于作者对历史的点评与议论所闪现的思想火花。（樊树志）

　　(《帝国的终结》，易中天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