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遗址有力地见证了中华民族那段“国弱受人欺”的历史。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圆明园废墟不啻是一口永久的警钟

　　在全国众多的文物遗址中，北京的圆明园遗址无疑是很受国人关注的。理由很简单：她是中华民族的国耻纪念地，是烙刻在每个有良知的炎黄子孙脊梁上的痛苦标记。我们留住她，就是留住入侵强盗的“作案现场”，让她成为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永远的无声控诉。

　　然而由于经济大潮的涌动，尤其是房地产开发的日益升温，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她开始不得安宁了。随着北京市某政协委员一份要求“重修圆明园”提案的上递，引起社会上包括一部分专家学者在内的不少人响应，理由是：在圆明园遗址上重修圆明园，是为了“重现祖国昔日园林艺术的辉煌”。但此议一出，很快受到越来越大的舆论的狙击。

　　激烈的争论虽然已经持续十多年了，然而重修论者和部分修复论者似乎始终没有明白：文物是什么?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或文明遗产，它的意义在于历史见证作用。圆明园遗址有力地见证了中华民族最近那段“国弱受人欺”的历史。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圆明园废墟不啻是一口永久的警钟；对于全人类，包括肇事国的子孙们也是不可或缺的教科书，可以使他们懂得：毁坏别国人民的智慧结晶，是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一座皇家园林似乎还可以估价，但圆明园被毁坏留下的这座废墟却是无价的。而且，在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二条就有明确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遗址重建。”因此，圆明园也不应该在原址重建。

　　文物的贵重品格在于它的历史的原初性和真实性，任何凭主观愿望的增添或改动都意味着破坏。圆明园遗址残存的东西固然不多，但这是历史，是它被劫后的真实状况。再说，遗址的文物性质和价值，不是依据它残留物质的多寡而决定的，而主要看它的历史见证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像圆明园这样的遗址，它拥有的残留物越少，它无声的控诉效应则越悲怆，越强烈。“废墟也是一种美”，其美的奥蕴就在这里。鲁迅说过：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如今，被国际罪恶势力毁掉的“万园之园”留下这片废墟就是一种巨大的、震撼人心的悲剧美。有人说：那么大片的地皮荒在那里，岂不可惜?非也!正是因为它“大”并且“荒”，才这样震撼人心。无怪乎，1999年“两会”期间，许多委员听说圆明园要重修，都纷纷表示震惊和反对，仅在我熟悉的委员范围内，很快就有49人在反对重修的提案上签了名。

　　其实，只要认真发掘一下，圆明园遗址贵重的遗存并不少。前几年含经堂原址重建努力的夭折就是富有说服力的证明。施工开始后，首先在含经堂原址上挖开了地基，发现覆土下依然保留着完整的房基原貌，包括贵重的柱础、门槛、台阶等，因一时还缺乏有效的科技保护手段，赶紧把土重新盖上了。这件事很值得反省。它至少说明，虽然有不少圆明园专家，但他们此前只停留在对以往图纸和文字史料的研究上，却忽视了地下的蕴藏。

　　2000年北京市出台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正确地确定了公园的“遗址”性质。但同时又不无矛盾地规定在遗址上复建十分之一的规划。2001年的“两会”上，凡我接触到的全国政协委员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表示异议，认为十分之一在比例上固然是小数，但绝对数将是大量的。这样一来，岂不使苍凉静穆的、让人凭吊的圆明园遗址变得不伦不类。所以原则上应该是：一、不要在原址上施工；二、避免辉煌的仿古建筑。至于在原址上复建的问题，鉴于目前争论还很大，“不妨先冷一冷，放一放”。当时在以此为内容的提案上很快又有43位委员签了名，他们中大部分都是社会上有声望的人物，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呼声。可是后来，尽管有了国家颁布的上述文物保护法，在含经堂遗址动土的事件还是发生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人民的文物意识比起国际社会大致晚了二三十年。远的不说，仅从上世纪40年代算起，国际上签订的文物保护公约就有十几项，如罗马宣言、威尼斯宪章、巴黎公约……后一项是1972年在巴黎签订的申报“世界遗产”的公约。我国直到1985年才加入这个公约，1987年才开始申报。

　　现在又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我国人们的文物意识正在觉醒，但还没有完全觉醒。在这样的时刻最容易步入误区：睡眼惺忪中，知道要保护，却不知道如何保护。“保护”的结果反而是破坏。圆明园遗址目前就面临着这样的窘境。因此我还是认为以“冷一冷，放一放”为上策，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文/叶廷芳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