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第二次埋首大修笔下全部武侠小说的消息一经公布，即引起公众广泛关注。随着一些主要修改情节的陆续披露，金迷论战随即展开，并且由此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和参与。

　　自1955年2月8日《书剑恩仇录》开始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栏目中连载，至1972年9月11日《鹿鼎记》在香港报

　　章刊完最后一节，金庸共创作完成武侠小说15部，这些作品主要刊在报刊上，今多称其为“旧版”。从1970年起，金庸着手修订所有作品，至1980年全部修订完毕，冠以《金庸作品集》之名，遂谓“新版”(也就是内地读者普见的1994年三联书店版)。1999年，金庸重新开始修订工作，正名为“新修版”(或“世纪新修版”)，在内地交由广州出版社于2002年底陆续出版，新修订工作在去年结束。引起争论的，正是这“新修版”。

　　几个月来，论战从网上蔓延到网下，由《大众文摘》杂志社联合新浪读书频道举行的“金庸修订版，你满意吗”征文活动，在40天内共收到读者反馈11386条。论战甚至吸引了一部分学者关注和参与。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云波日前向记者透露，他所主持的《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侠文化”专栏，将在今年1月号上组织“话说金庸小说修改第三版笔谈”，围绕纷纭聚讼的“金庸再修订”展开讨论。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汤哲声明确表示“不赞成金庸小说再次修改”，理由是“文学作品一旦发表，它就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财产，而且是社会大众共有的资产”，而且改写“就像给自己的‘女儿’重新‘描红画眉’，让她再嫁一次”，他认为修改应仅限于个别不通词句的梳理和错漏的订正，而“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确实是不能随意动的，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关目’更不能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越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金庸在浙江大学招收的首届博士研究生之一的卢敦基则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声称，尽管读者有种种不同意的反应，但作家仍有修改的正当权利，且修改是“作家对自己作品、对今后读者负责的表现”。

　　韩云波概括金庸此次修订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历史方面，原有的破绽要补缀，使之更连贯；二是人物性格方面，要更进一步反映真实人性中的复杂，而后者又集中地反映为情感问题，具体到修改中，是在多部作品中颠覆了爱情结局，“过去以团圆结局为主的模式变成了离弃和无奈”。韩云波认为，试图把自己作品从“流行经典”推向“历史经典”，才是金庸不断修改小说的内在动因。他认为金庸小说通过第二版冲击自我极致、获得市场认同、进入主流学术殿堂而成为最近十余年来的“流行经典”，目前的第三版以及金庸声称“十年后再进行一次大修订”的豪言，则可看作是要将作品推向“历史经典”的努力。汤哲声也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类似的意见：“武侠小说发展至今，虽然读者极多，地位也提高了不少，但武侠小说作者心中的阴霾始终未去。即使是最受推崇的金庸先生，也认为武侠小说这一文类比起纯文学作品来低了一筹，这是他和其他作家心有不甘之处，同时也是他们的盲点。金庸先生花了不少心力修改其小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把其小说修改得更接近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马睿表示，根据情节更改揣度金庸的意图，会发现他“对理想主义的解构，对人性弱点和世俗性价值观的宽容，以及贴近现实，宁可煞风景也不提供童话的创作态度”。在新修改版中，痴情公子段誉屡屡碰壁之后放弃了单恋王语嫣；张无忌向韦小宝靠拢，除了选择赵敏外，仍期待“五人行”(再加周芷若、小昭、蛛儿)的大团圆，恰恰迎合了世俗中普遍存在的“知难而退”现实和男性多多少少潜藏的“一夫多妻”情结。马睿认为，金庸的改变，实际是“当下的社会文化氛围所致”，因为随着社会关注重心日益转向经济和技术，人类社会整体上“走向世俗化，进入后理想主义时代”，现代人认识到“陈义过高的道德要求只能带来虚伪，人性的弱点、世俗的欲望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片面的理想主义是对人性与社会的简单化，是对现实的逃避”，而对世俗性的认可反而成为一种清醒，这一点，应得到知识界的更多关注。

　　争论还会继续下去。相较于围绕在金庸周围的喧闹，近年来尽管有了《今古传奇·武侠版》的迅速扩张，有了所谓“大陆新武侠”的一时振兴，有了台湾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家叶洪生颇为推崇的“奇才”司马翎(在叶氏眼中，其地位尤在金庸之上)的重现江湖——《司马翎作品集》先期三部《帝疆争雄记》、《纤手驭龙》、《剑海鹰扬》于近日出版，但武侠小说仍然是落寞的。本报将于近期刊出有关武侠小说发展前景的讨论，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