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外逃"事件"责任要由省委来负"

　　随着大量偷渡外逃人员被堵截抓获，对他们的处置工作凸显出来。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1979年1-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超过10万，比上年全年总数增加一倍。收容站人满为患，也引发了很多问题。一方面，收容站对偷渡人员缺少宣传教育工作，只是简单地收容、遣送，期间还有殴打、搜身、罚款的行为，遣送回乡后，还有各种处罚、批斗；另一方面，收容站条件差，有时一些被收容人员没有饭吃，饮用水供应不足，受伤人员不能及时医治。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逃跑、群众抢人乃至抢夺押运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押运人员也曾采用手铐和绳捆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习仲勋比较早地察觉出这方面的问题。1978年夏考察宝安，他就提出了"人抓了放在哪里"的问题。在临时收容站，他亲自做偷渡人员的思想工作。1979年夏，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在视察深圳时，又向他提出了收容站条件恶劣，处理不当的问题，更加引起了他的重视。习仲勋得到情况反映后，立即召开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他严肃批评说: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他还说: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外逃者多的县，应派人来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是，不要歧视、虐待外逃者。

　　在工作出现问题的时候，习仲勋更多地是自己承担责任，不委过，不迁怒。中央对广东外逃之风关注后，他不向下推卸责任，而是多次在各种场合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他说:"责任要由省委来负，对下面支持、撑腰不够。""我们不能怪下面，更不能对下面的同志有什么批评，这个责任省委完全承担了。"遇到不利局面，作为领导能体察实情，勇于自省，解脱下面的干部。这既是习仲勋高尚品格的反映，也是他高超领导艺术的体现。

　　●平反"李一哲"案件

　　在突发事件中，有些涉及思想问题，更要求领导干部不能简单化，而要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习仲勋在平反"李一哲"案件的过程中，以上特点展现得很突出。

　　1974年11月，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在广州闹市区张贴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矛头直指林彪集团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极左活动。大字报贴出之后，广州为之震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和争论。

　　习仲勋一到广东就亲自抓这个问题。1978年底，经省委决定，对"李一哲"案件应予平反，并于1979年2月召开大会公开平反。此前，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曾四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诚恳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对召开平反大会的有关问题，也听取他们的意见。其中2月1日这天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习仲勋讲话语重心长，主动承担上届省委的责任，令在场的人为之感动。

　　没想到在公开平反之后，波澜再起。3月15日，李正天等四人再用"李一哲"的名义，在广州街头贴出《启事》，决定将举行理论讨论会，还给香港《争鸣》杂志寄去了《启事》，要求刊登，欢迎港澳及海外人士到会。3月16日，他们致信习仲勋表示希望能够得到省委的支持。习仲勋等马上约见了李正天等人。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这种做法将会影响到安定团结。习仲勋恳切地指出:4月15日是春交会，成千上万外宾都来了，你们把广州市搞乱了，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你们这么一搞，如果复退军人、下乡知青等都提出要这么搞，我们答应不答应？你们不受管，也不打个招呼，弄乱了。难道这叫民主？这叫无政府、无纪律！经习仲勋做工作，他们接受省委的意见，取消了这次讨论会。"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前前后后屡生波折，习仲勋多次亲自做工作，有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时恳切批评，指出利害，终于妥善处理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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