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考察，对20世纪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我的精神自传》是他做知识分子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他以自己为研究对象，对70年代末至今中国文化界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反思。他以鲁迅为自己的精神资源，持续进行着自己的社会批判，并表达着自己的现实关怀。

　　★文/《小康》特约记者　张弘

　　将苦难转化成精神资源

　　张弘：《我的精神自传》中，你强调要将苦难转化成一种精神资源，这应该是很多知识分子的愿望，但是对于经历者来说要有较强的反思能力，而相当一批人未必具有。

　　钱理群：这个问题有几个层面。首先，存不存在苦难？这是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拒绝遗忘，历史是有光明的，但是也有黑暗和苦难，现在的问题是，黑暗和苦难被遮蔽了，所以我们要谈。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记忆本来有一个特点，叫做避重就轻。大部分人都不爱回忆苦难，爱回忆美好的东西。这是人之常情。我们总不能让大家总是沉浸在痛苦的回忆当中——那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但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不同的。他有责任，否则历史就会被遗忘了。如果历史被遗忘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吸取，历史有可能重演。另外，在每一个苦难发生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在当时就出来反抗。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脊梁，是真正的民族希望所在。所以，我们讲苦难，不完全是一个消极的概念。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传承历史的优秀遗产，这个使命应当由知识分子来承担。我们不能总停留在义愤、控诉和痛苦当中，而应该把它提炼出来，升华成我所说的精神资源。我要讲的这段历史，现在的年轻人未必有兴趣。但是，人们总有一天会回到这个历史上来。不要等到后人需要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给他们留下来。那我们就对不起后人——这是我写《我的精神自传》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书也是给现在愿意思考中国问题的年轻人看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那一代所面对的问题，诸如知识分子主体性问题，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等等，在今天仍然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要面对的问题。每个问题我都没有给出完整、完美的答案。而是把自己思考遇到的困惑以及没有解决的问题如实地说出来，希望和年轻一代一起来讨论、思考。

　　最大的是国民精神问题

　　张弘：你在书中说，鲁迅、王瑶这样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理想，但不是策略家，无法提出可操作性的方案。在思想家和实践家之间，你似乎更看重前者，为什么？

　　钱理群：我是讲，不同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选择。总体来说，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应该有一种血肉联系。这种联系的方式可以不一样。第一种层面，他是理论家，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理论。这种工作在我看来是知识分子的第一职责。他的任务是给社会提供一种新的理念，价值理想。从表面看，这种理论和现实没有关系。比如康德，他的哲学看来与现实生活没多大关系，但是实际上它有一种更深刻的联系。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现在基本上没有这样一个人。第二种层面，他有自己的理想，他用这种理想来批判现实，他的主要职责就是批判，他是批判者，比如鲁迅。这两个层面的，我们都称为思想家，一个是创造者，一个是批判者。第三个层面的是实践家，他们将思想、理论转化为实践，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发挥作用。第四个层面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院里的学者，所谓“关起门来做学问”的人。他的任务是积淀，传播、传递知识。这四个层面的知识分子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思想家要讲彻底，实践家要讲妥协。每个人都应该有我所称的“边界意识”。你要明白，自己的意义在哪里，局限在哪里。

　　张弘：你认为自己属于那种层面？

　　钱理群：我通常扮演两个角色。有时我是从思想者的角度，那我的思想很彻底，在别人看来可能很激进，因为我是强调自己的理想，不考虑实践的。但是，有时我也参与实践。

　　这个问题鲁迅过去也讲过。学术要讲“冷”的，行动是要讲“热”的。我现在最大的矛盾是，我非常迷恋从容、安详的学者状态，我愿意做一个学者，学者是要关起门来做学问的，但是一介入现实就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而公众人物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除了时间和精力之外，你处在很多目光关注之下，谁都可以议论你，批评你。我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脚踩两只船，不断变换重心。我这种个人选择，有很多矛盾，也有很多缺陷。

　　中学生可以读懂鲁迅

　　张弘：鲁迅在你的精神资源里面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你怎么看待其他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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