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汝蘅丝毫不掩饰自己对《牡丹亭》的不满意，“我给60分”。她说，目前得到的各方反馈中，既有基本否定的，也有说好但仍需要修改的。

　　“很难说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错，这是一个综合的结果，剧本、舞美、服装、舞蹈、灯光等等(都有关系)，目前面临的境况与之前《大红灯笼高高挂》类似，很多人认为舞蹈偏弱。”她说，譬如说到《红色娘子军》，会想到万泉河、斗笠舞、琼花打靶，以及大段落的群舞等等，但是《牡丹亭》让人记住的就很少。

　　其实，中芭在2001年与张艺谋合作排演完《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就一直在为下一步戏做准备。“跟张导的合作是不经意聊起来之后一个无意的机遇，而《牡丹亭》是有准备的，有准备的东西就挺难产了”，赵汝蘅有些调侃地说。

　　中芭选择李六乙，不仅因为他的先锋性和颠覆性，更看重他的戏曲功底——李六乙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了八年中国戏曲。一开始，中芭属意于李六乙的《穆桂英》，是李六乙本人极力推荐了《牡丹亭》。在李看来，《牡丹亭》有非常鲜明的中国文化的特点，同时也具备相当鲜明的西方艺术特点。

　　事实上，《牡丹亭》改编成芭蕾舞的难度远远高于对《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改编。剧作家汤显祖在几百年前写就的隽丽文学语言很难用肢体再现，昆曲《牡丹亭》在全国的热演，也使喜欢中国古典美学的观众有了对《牡丹亭》的固定记忆。

　　而导演着迷的是《牡丹亭》对梦境的深入，导演认为梦是可以上升到哲学、美学的高度来看待的。

　　或许这个深奥且哲学的命题诉求，成为与观众期待的交错，《北京晨报》资深文艺记者李澄就认为，过于复杂的表现思维就像当年的电影导演张艺谋一样，不自觉地背离了舞剧简单清晰的艺术表现规律。

　　为了“创新”的创新？

　　近10年来，中国芭蕾舞团一直在尝试进行“创新”。团长赵汝蘅曾说过：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红色娘子军》的道路上，同时我们也不能总演一些世界王子和仙女的东西。1999年民族舞编导陈泽美为中芭排演现代芭蕾《黄河》，成为中芭自《红色娘子军》以来，首部大型中国芭蕾原创作品——尽管，《黄河》诞生距离创作芭蕾《红色娘子军》时，已过去约35年。

　　从那时起，中央芭蕾舞团掌舵人赵汝蘅一直希望能从舞蹈圈之外获得更多灵感，“我们尝试把中国经典音乐《黄河》《梁祝》用芭蕾表现，也尝试用柴科夫斯基的音乐创作表现中国的《胡桃夹子》，更尝试过许多现代芭蕾。”

　　“不管请张艺谋或李六乙，中芭都不是为了编一部纯粹地道的芭蕾舞剧，除了他们的高知名度之外，更看重的是他们的创意。张艺谋在‘大红’中将一些前所未有的崭新概念和手法呈现出来，诸如皮影、京剧与芭蕾的结合，结局是大棒打在幕布上一片鲜红的写意表现等等。国外芭蕾发展到今天，千奇百怪什么都有：满台的花、满台的泥沙、满台的垃圾��台上可能有任何东西。”

　　其实，中芭对“创新”的尝试并不只有在《大红灯笼》《牡丹亭》中，2000年，中芭重排《梁祝》，请来瑞典著名编导佩尔·伊斯博格；同年，中国版《胡桃夹子》则将这条路走得更远，编导则集合了冯英的古典芭蕾、赵明的民族舞蹈和王媛媛的现代舞，同时将故事变成中国味：讲述中国女孩圆圆和胡桃夹子的故事，并将阿拉伯舞等改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丝绸舞、瓷器舞、风筝舞、陀螺舞等。

　　《大红灯笼高高挂》市场成功之后，2004年，中芭又推出改版《天鹅湖》，加入了现代多媒体的声响技术与舞美环境；2006年，更请来法国芭蕾舞大师罗兰·佩蒂带领中芭演员演绎出摇滚芭蕾诸多“创新”，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却没有一部让人印象深刻——或许，除了那部以“通俗易懂”打动观众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而在所有的“创新”中，中芭想要达到的“创意”似乎实现了，可包括票房长红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内，不论改版剧目还是原创作品，都无一例外地被观众和评论界提到：

　　“舞台形式淹没了芭蕾舞本身的魅力”，“‘制作色彩’过强而压制或淡化音乐、舞蹈、戏剧故事等芭蕾舞剧最重要的要素，有舍本逐末之偏。”

　　“几乎没有舞蹈，叙事性太强”。等等。

　　“创新”，是为了能不断与更新的观众口味达到共鸣，而不是为了“创新”去创新。如果一出戏，观众看完后除了眼花缭乱没有回味，只热衷讨论形式而忽略了内容实质，即使持续上演许多年，仍不能说它是一出好戏；如果一个剧团，只有创新没有反思，只往前冲不解观众所想，只忙着吸收外来元素却忘记了自己该保留的核心价值，那它也很难创作出真正“好”的作品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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