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四川汶川的灾情揪着全中国人民的心。在17、18版中，我们选择了一些来自不同行业的人在博客里记录下的声音，他们有的是演员，有的是导演，有的是作家，有的是主持人，有的是记者，有的是体育健将，他们或者在“行动”，或者在“呐喊”，或者在“深思”，或者在“致敬”，或者在…… (所引博客皆有删节)

　　事实上，到灾区后，我也在困惑着、矛盾着。这样一场巨大的灾难面前，挑战着每一个生命，也拷问着许多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新闻伦理与新闻道德。

　　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毕竟在灾难的第一现场，我们作为记者的同时，更重要的还是要被还原成“人”。

　　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人生的第一次。相信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传媒工作者，都在思考这些沉痛的问题。

　　在香港，我承受不了内心的痛楚

　　在香港直播室的时候，每一次连线记者，我都下意识地身体前倾，直到有人提醒，“你怎么老趴着？都快钻到监视器里了！”

　　香港太远了，演播室太豪华了，我没法相信眼前的一切。

　　127个小时过去，录完周六的特别节目，走出大楼，给头儿打了个电话，“我必须得走了”。《冷暖人生》摄制组已经在那里拍摄了五天的时间。有一个晚上，和老朱通话，他气喘吁吁，声音也有点儿不对劲，我正一个劲儿嘱咐怎么拍怎么拍，他突然说：“晓楠，你知道么，我们现在周围一片漆黑，只有一个大月亮在天上，我们正走过死尸堆。”我呆了半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个一片漆黑的地方，就是北川。

　　在北川，很多问题不忍问

　　北川中学的学生们，如今被安置在宏苑宾馆的大礼堂里。礼堂外面墙上是疏散到这里的学生的名单，紧挨着它的，是一张张的寻人启事。我们拍摄的时候，有一个家长正紧张地看名单，她要找侄子，北川中学高一三班的李纳。我帮她一起找，“这儿是高一的，高一一班，高一二班……”手指按着墙上的名单，我高声念着班级学生的名字，但手指慢慢滑下来的时候，突然不再敢念出声，高一一班有十几个学生在这里，但二班只有两个，三班有五个，这其中，没有李纳。

　　每个班级当时教室的位置不同，上的课程不同，跑出来的学生数字相差很多，有一个班，四十几个学生，只生还了四名。

　　我问这个班的女孩：“你们班是个什么样的班级啊？”本来悲伤的女孩子突然笑了：“我们班，成绩不好，体育好，是个特别义气的班，这是我们班同学自己总结的。”

　　有一个男孩子，和自己最铁的哥们儿一块往外跑，一转头，房子倒下来，巨石离他只有几十厘米，再看跑在他身后的好朋友，只剩下了一双脚。好友的家长来的时候，这画面，他一个字也没有说。

　　我拍他的肩膀，说抱歉，我不应该让你回忆这么残酷的时刻。男孩儿很懂事地摇摇头。是啊，我该问吗？我怎么能问出口？

　　1000多名学生，只有60名被家人认领

　　孩子毕竟是孩子，突然而至的集体生活让他们感觉新鲜，几天之后，他们已经在用纸板铺成的大通铺上开始笑闹，每当我蹲下来，问他们是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他们总是会高高兴兴的回答，于是我就更没有勇气，问出那个世上最残忍的问题：“地震的时候你在哪里？”

　　这句话，像一把刀子，开启生命最黑暗的回忆。

　　有一个女孩子，被砸在一块大石板下面，后面一个男孩子，也在瓦砾堆里。女孩儿的伤比较轻，救援人员决定先把她抬出去，当他们返回来的时候，男孩子已经没有了气息。女孩儿哭着对我说：“都是因为我……”

　　我抓着她的手告诉她这不是她的错，旁边的女生紧紧搂着她安慰，脸上却是微笑着的，那笑容，有一种坚定，远远超越了她的年纪。

　　我的采访断断续续地进行，从来没有哪次采访像这样总是长时间地停顿，有时候，我需要长长地舒一口气，才能问出下一个问题。

　　我该去问吗？

　　陪我们采访的小何介绍说，学生们现在情绪还算稳定，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初中部这1000多名学生中，只有六十多位家长来认领，另外的一些父母，还没有音信。他说，他很难想象，当孩子们度过了这特殊的集体时期，当他们分开的时候，那些没有了家的孩子，生活该怎么继续。

　　——— 来自《凤凰卫视》陈晓楠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