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相对沉寂的文化界，余秋雨的历史散文横空出世，成为时髦风气。

　　张闳说，与此同时，上海市委不止一次地号召党内干部都读余秋雨的书，也试图把他打造成一张上海“文化复兴的名片”。

　　余秋雨试图在之后的《山居笔记》中还原一段知识分子同权力和解的历史。他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说，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由此他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与康熙和解。

　　在此前后，文化界开始出现少有的历史回潮，比如大批的清宫帝王戏踊跃登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陈良宇主政上海。余秋雨却在那两年的上海文化圈颇为“落寞”。张闳说，比较明显的标志是，在上海公务员系统，余秋雨的书自此不作为必读推荐。

　　2001年，上海市作家协会第七次全体会员大会上，余秋雨作为候选人参加理事会选举，结果落选。这让余秋雨“颇感意外”，也让上海的文化界“为此哗然”。他身边的人对媒体说：余秋雨对上海“伤透了心”，他不想与上海的文化人“多交往了”。他的秘书也高调声称，余老师再也不接受上海媒体的采访。

　　回忆这次落选事件，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长天说，当时是差额选举，作协很多人对余不满意，争议很大。

　　另一面，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余秋雨就将自己的事业中心南移。1996年夏，深圳的文化讲坛上开始不断出现他的身影。当时，他的身份是深圳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这一次现身，又是争议不断。起先，他说，“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接着，他又说“深圳有条件建立深圳学派”，直至他说“深圳最有资格做总结20世纪文化的事”。

　　与此成为明显对比的是网友“我为伊狂”的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后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文章对于深圳文化、经济上显露的后继乏力做了一连串诘问。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一个文化人，他不断地出现在各个城市的文化讲坛上，为当地的文化复兴振臂高呼。起先，舆论还颇为关注，后来，大家也习惯了。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余秋雨就很少现身上海文化圈，他自己也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说，上海的文化圈子他不喜欢沾染。

　　2007年，出现了微妙的转折。

　　这一年4月，秋雨文化教育基金在上海成立。这是继上世纪90年代淡出上海文化圈之后，余秋雨的回归。

　　余秋雨对当地媒体说，“从今以后，我的工作重心将确立在上海。”(孙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