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之利

　　国内外形势如火如荼，一番考察之后，出洋大臣们也终于可以依葫芦画瓢地告诉同僚与慈禧，宪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请求立宪的奏章雪片般飞向朝廷。

　　1906年8月26日，载泽上奏“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可以说，正是这份密折，坚定了慈禧立宪的信心，因为在这份密折中，载泽以日本宪法为例，根据日本法学大家伊藤博文与穗积八束的讲解，归纳出君主立宪制中十七项君主大权，诸如立法权、操控议会权、人事权、两军统帅权、财政权等等。慈禧等当朝者当然会对此很关心，毕竟立宪事小，自身权力事大。这份密折还阐述了最重要的立宪之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同一天，端方亦上奏“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以俄国为例，鼓励清朝当局不光要积极立宪，而且还得积极脱离专制政体，“取任人而不任法者，一变为任法而不任人”，实行那个时代的依法治国。

　　载泽、端方的奏折加强了清政府立宪的决心。但终究，清政府还是持观望态度，只是在这年的9月1日发布“宣示预备立宪谕”。上谕发布前后，朝廷诸臣纷纷上奏，为预备立宪出谋划策。江苏学政唐景崇提交了“预筹立宪大要四条”，认为立宪必须“先发明立宪宗旨”，“当断定立宪主权”，抓“国民普及教育，所以造成立宪资格”，抓“地方自治政策，所以培成立宪基础”等等。御史王步瀛奏议，认为改良政治必先统一事权，即通过开明专制的方式实现宪政转型。内阁中书刘坦也就预备立宪之方法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先行地方自治”“编辑宪法说明书”“各学堂增设宪法教科”“各省官绅设宪法研究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都想从改革中央官制、抓好地方自治、推动普法教育等角度来推动立宪。

　　反对之声

　　反对之声

　　即便朝廷中枢已经发布上谕，决定预备立宪，但反对立宪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诸多诤谏者，试图以对抗中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忠贞，比如内阁学士文海。文海在一纸奏折中指出立宪有六大错：第一，五大臣以考察政治之名始，却以建议立宪终，属于偷梁换柱；第二，立宪者建议裁撤军机大臣，设置内阁总理，有回归日本立宪前藩镇割据之嫌；第三，中国法制纷繁详尽，立宪者动辄评议，属于剑走偏锋；第四，中国与西洋各国风土人情各异，不能照搬法度；第五，变法求速成，违背了立法宜缓不宜急的客观规律；第六，预备立宪一起，原先已有起色之筹饷、练兵之举全部废弛，造成浪费。

　　内阁中书王宝田等，亦条陈“立宪更改官制之弊”，提出四大谬误之处：其一,日本实际情况与中国国情相别甚大；其二,德国实际情况与中国国情相别甚大；其三,俄国国势衰弱自有其理由，不全是政制之原因；其四，欧洲国家成败得失亦有其自己的国情。归根结底，王宝田等认为各国有各国的国情，盲目照搬外国经验并不足取。

　　甚至连江苏巡抚陈夔龙这样的地方大员也明目张胆反对立宪变法。陈夔龙认为：“近来预备立宪之举，颇为海内外欢迎，而欢迎之故，无非歆动于地方自治一言。其实程度未到，自治恐为召乱之阶。即仅仅更改官制，似无大弊，而多更一制，即多一耗材之地。”

　　立宪不可挡

　　清廷不可救

　　然而，立宪终究还是大势所趋，那些反对的声音，只是为当时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做个精妙的注脚。

　　在1907年开始更改官制、训练地方自治、设置地方咨议局等诸多措施次第颁行后，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

　　《钦定宪法大纲》在用十四条内容保证君主大权的同时，也附了一个中国版的《权利法案》，尤其是第二条表达自由条款：“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第三条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均表现出了前卫而又积极的意义。然而，晚清政府的昏聩腐朽，坐视革命党势力茁壮成长，人体炸弹一天多似一天，革命杀伐之声响彻华夏，一不小心楚望台军械库的擦枪走火，居然演绎成了影响中国百年命运的辛亥革命。

　　关于《钦定宪法大纲》

　　1908年中国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共计23条，由“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构成。由宪政编查馆参照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删去了日本宪法中限制君权的有关条款，充分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的立法旨意。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戒严，爵赏恩赦，总揽司法权及在紧急情况下发布代法律之诏令。并且“用人之权”，“国交之事”，“一切军事”，不付议院议决，皇帝皆可独专。另外，又以附则形式规定，臣民有纳税、当兵、遵守法律的义务。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担任公职等权利和自由。《钦定宪法大纲》确认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向，但由于君权强大，议院立法权和监督权非常有限，臣民的自由权利微不足道并缺乏有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