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下午，我正赴约去接待几位年轻的记者，介绍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30年前在京演出的盛况，忽然接到《金陵晚报》记者的电话，说谢晋导演于今天早晨遽然逝世，享年85岁。他要我在电话中谈谈我的感受。我那时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震击的麻木、愕然，又在出租车里，一时说不出什么。当天夜里，辗转反侧，多年的往事一件件浮上心头，感慨良多，一直到黎明才朦胧睡去。

　　1991年冬，以谢晋为团长的“大陆影人访台团”一行十人，飞赴宝岛台湾。那时台湾刚刚“解禁”不久，我们又是第一个登陆宝岛的大陆影人代表团，所以在电影同仁的欢洽背后，必也游荡着政治的阴影。单是台北街头那依旧存在的反共标语，和印在信纸信封上的“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就让我们感到进入了“敌占区”。谢晋以艺术家的才智和风度，和台湾的李行导演真诚合作，化解了许多尴尬。代表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两岸的电影同仁也建立起浓于水的亲情。李行导演和谢晋导演也成为莫逆之交，他们的友谊就是两岸电影人的桥梁。记得我们都想拜见“少帅”张学良将军，但那时的张将军虽然已相对自由，但依旧在被看管之中，见他颇为不易。费了许多周折，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位传奇人物。大约我们这几个已经不算年轻的电影人的真诚，或说孩子气，颇合这位历经风雨如今已淡然出世的“少帅”的心，特别是谢晋的童心，让他高兴。他和我们谈了整整两个小时，让他的“卫士”颇为吃惊。他和夫人赵一荻同我们往事今事国事家事天上人间，说个没完，又送给我们每人一本他们签名的著作(关于《圣经》的体会)，还和每人合影留念。那天，谢晋刚喝了酒，红润的脸上毫不隐讳地流露出对少帅的崇拜和惊讶。我猜他是用导演的眼睛在看将军，他一定惊奇那位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怎么会是个笑嘻嘻的小老头，一定在琢磨在电影中怎样塑造他才合乎真实。所以他一直拉着学良先生的手，拍着学良先生的膝盖，哼着当年抗战时期的歌曲。那出之自然、忘我的艺术家气质让我感触极深。那印象于今还是那样鲜明。

　　那时正有一股风在否定谢晋的风格，说他的作品“煽情”。而在他们看来电影应当保持纯粹的“客观”和“冷静”。电影人只应做个观察者而把判断交给审美者。这种批判之风曾经来势汹汹，一时让他陷入苦恼。他曾问我如何看待他的作品，和别人的说法。我对他说了我的意见。他说，一个艺术家怎么可能是纯客观的？怎么可能不宣泄自己的爱憎？为什么不能“煽情”？哪部经典影片不煽情？他的爱憎、他的执着，都让我感动，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后来，我们熟识了，他对电影剧本的重视使我信任他，感谢他。他在一切电影会议上都呼吁对电影剧本的重视。如今文学已渐渐出离电影，电影正偏向高科技杂耍，没有了一位如此重视文学性的大导演谢晋，真是电影事业的大损失。

　　记得在桂林首届中国电影金鸡百花电影节上，他为开幕式的演出高兴地拍着大腿说：“这才是电影人搞的晚会。”他的意思很明显，让我记忆犹新。但是，事物与时务，常常不是艺术家主观的意愿可以决定的。

　　谢晋就这样匆匆地走了，似乎没来得及留下什么遗嘱，也没有发表什么宏论，来震荡他身后的岁月。如何评价他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是电影史学家的任务，这或许是在悲痛演化为冷静的思考以后。但，中国电影史不可能遗忘谢晋，如同不可能遗忘他的“煽情”作品。倘或否定他的成绩，就等于让中国电影史有一大段空白，或者让浅薄幼稚的空论替代坚实的艺术。谢晋的作品是这个泛滥于银幕、荧屏、舞台的浮丽风气的反驳，是一个个坐标，将矗立在地面上，或许，让我们仰望很久很久，变成永远不会遗忘的记忆。谢晋，愿你在天堂影院继续放映你那些地上的影片。 （苏叔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