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看，蒋介石政府秉承了一贯的“安内攘外”政策。终其在大陆统治的整个时期，始终未有改变。将本人及其主要幕僚张群、戴季陶在对日问题上的观点一致，始终对日采取妥协纵容，因此导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蒋看来，共产党才是他的最大威胁，是需要首先清除的对象。只是后来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蒋在“西安事变”遭禁锢的窘境下，才迫不得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一致对外。但蒋在八年抗战中依然未放弃反共政策，“皖南事件”就是一个证明。“安内攘外”导致蒋只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权之争，对外部事物毫无兴趣。早在1943年11月23日晚，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谈时，就已经口头试探过中国政府的战后对日占领问题。罗斯福向蒋介石提议战后由中国来主导对日占领问题，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婉拒。蒋答复说，中国此时还没有担当这个重任的准备，并请由美国主导，不过，在必要时中国可以扮演辅助的角色。又说，此事需看将来形势的发展再定。这番话，反映出蒋介石既不愿意参与主导对日占领，又不敢得罪美国。对日作战尚仰仗于美国，因此他并未把话说绝。但由此透露出一个信息；蒋介石对此事始终是持一种消极的态度。战后，一直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的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在抗日战争中被消灭、削弱，反而日益壮大起来。截止到1945年9月，中共已拥有127万正规军和268万民兵，党员120多万，解放区共19个，人口达一亿二千万人。面对这样的局势，只有集中力量来对付共产党才是首要任务。

　　其次，再从外部的环境来看，当日本战败的时候，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诚然，罗斯福曾经讲过上诉那番话，但事出有因，因为当时他曾设想用中国来作为进攻日本的基地。1943年2月，罗斯福即宣布“无意花费漫长的时间，在辽阔的太平洋上逐岛缓慢地进攻”，他估计“如果从南方进军，每个月只能攻占一个岛屿，估计50年左右才能达到日本。”“中国大陆作为强大美国空军的基地比海基更有效。”也就是说，美国还需要中国的大力支持，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击败日本。这显示出当时美国把对日本作战的难度估计得过高，既然离不开中国的协助，那么就有必要对中国作出一些善意的回报。但随着罗斯福在1945年4月突然辞世，副总统杜鲁门的仓促上任，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易人，诚然，此时的美国对外政策会出现一些与其前任不同的地方。但如果将日后中国未能主导对日占领的原因归结于罗斯福的去世，并为此而深感惋惜的话，那就未免太书生气了。作为一国元首，首先考虑的是本国的利益，即使是在众人眼中对华颇为友好的罗斯福总统，在争取苏联参战的《雅尔塔协定》上，与苏联达成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保障苏联优越权等出卖中国利益的交易。事实上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比原来的估计要顺利得多，中国的作用也就相对降低了许多。而且，当时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所谓“主导对日占领事务”，也仅仅是一种口头允诺，并非书面形式的条约、协定。在国际关系中，条约、协定尚且充满变数的情况下，这种口头承诺显然不必去当真了。更重要的是，战后美苏利益冲突日益加深，在联合抗击德国、日本的合作道路上，处于共同利益的需要，苏美尚能并肩作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美苏之间的矛盾就难以再掩盖下去。首先，表现在对德国的占领问题上，由于攻占德国时，苏联及美、英、法各自占领了柏林市及整个德国的不同地区。处于意识形态的相互对立及利益之争，造成日后的德国分裂局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欧洲。因此，继任杜鲁门说“我们希望把日本置于代表盟国的美国指挥官的控制之下，”“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在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美国已经下决心单独占领日本，此时，即使中国有心去主导对日事物，也已不再可能。1945年8月13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统帅，全权处理对日占领事物。8月30日—9月6日，46万美军以“盟军”名义陆续驻进并单独占领了日本。至此，大局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