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久违了的现象：一篇仅17000多字的短篇报告文学发表后被《新华文摘》等报刊转载并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就是李春雷的报告文学《木棉花开》。日前在广州召开的中短篇人物传记优秀作品研讨会上，《木棉花开》成了评论家、作家热议的话题。称其是“近年来少见的难得的好文章”，“是对广东乃至中国改革开放攻坚人物任仲夷的出色文学报告，是历史的真实再现和记忆，是文学纪念三十年改革开放生活的壮美篇章。”

　　我们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八九十年代报告文学风靡一时之后，为何后来整体上下滑，目前整个处于一个颓势的状态？当然像股市一样，大盘下挫，不等于就没有优质的个股出现。比如《木棉花开》，还有最近我读到的深圳女作家李兰妮写的《旷野无人——一个忧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就是一部以自身作为个案，表现当代人心理疾患的好作品。但好作品确实太少，数量很多，不痛不痒的颂扬式的作品很多，质量高的极少。让人读后感到痛快淋漓的作品极罕见。

　　有人预言：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将面临消失、消亡。这当然有点危言耸听。报告文学，我更赞成叫“非虚构文学”，会始终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它的生命力是不容置疑的。但他确实面临严峻的挑战。某位高层领导在内部通气会上有一个讲话，我记得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汶川大地震看新闻报道很感人，为什么到了作家笔下反而不感人了呢？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事实上至今尚未看到有黄钟大吕式的震撼人心的作品出现。是什么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在报告文学作家所面临的传播环境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都市报的大量增加、电视的普及、互联网的即时性、信息的海量爆炸，使得报告文学过去被称为“轻骑兵”的功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报告文学作家在与现代传媒的竞争中几乎束手无策。我们过去所说的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真实性、文学性，在“新闻性”这一点上，报告文学已经难以发挥它的优势。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进入现场的是报纸、广播、电视的记者，我们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可以迅捷地了解到地震现场发生的事件，有图像，有声音，有文字。而后来作家写的一些报告文学，因信息的滞后和单纯的文字描绘，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

　　如何应对这种崭新的传播环境？如何使报告文学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获得新生？《木棉花开》的成功，给了我这样几点启迪：

　　一是要寻找题材的“盲点”。可以说，题材起码决定了报告文学一半的命运。报告文学首要的问题是“写什么”？ 小说的首要问题是“怎么写”？报告文学作家的功力、眼光，首先体现在对题材的判别和选择上。在与现代传媒竞争时，去寻找传媒视而不见、被它们所忽略或压根就在他们视界之外的“盲点”。因为记者们都在追逐即时新闻，他们对任仲夷这样的尘封的历史人物不会感兴趣。而恰恰是这样的人物，对当下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逮住这样的题材，作家深入挖掘，好作品就出来了。

　　其次，寻找独特的人文角度和视角。同样的题材，报告文学作家在与现代传媒较量时，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人文角度，应该表现得更有思想深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报告文学中，有的作品论文采甚至题材并不算上乘，但由于思想的犀利和穿透力，读后让人如酷暑天吃冰淇淋。好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同时是一个思想家。《木棉花开》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重重矛盾，但作家目光观照的是当下，对当下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尤其对如何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我们需要任仲夷这样的真正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具有大气魄、大手笔的敢于担当的领导人。任仲夷临终前提出的可以考虑像开辟经济特区那样开辟“政治特区”的构想令人拍案叫绝。要是真的付诸实施，或许会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蹚出一条新路来。

　　再次，在处理新闻性、真实性、文学性三者关系上，当下的报告文学要更强调文学性。因为比传播信息的速度，报告文学根本无法与报纸、电视、互联网比。但在坚持真实的前提下， 强化文学性正是报告文学的优长。

　　说到文学性，我觉得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是“再现”所报告的事实，而不是叙述。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迄今为止写红军长征的报告文学不少，但让我读来最感亲切的还是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因为其人的写作态度非常严谨，他所使用的所有材料和史实都注明了出处。何时何地采访了什么人，或书中采用了某个当事人提供的回忆材料等。其二是注意刻画人物，为读者树立血肉饱满又为读者所关心的人物形象。八九十年代那些引起轰动的报告文学大多是写人的，如《哥德巴赫猜想》、《扬眉剑出鞘》、《大雁情》，那些作品中所写的主人翁的名字至今我们耳熟能详。报告文学应该比现代传媒中的人物通讯、人物专访等等，在刻画人物方面理应更立体、更有深度。其三是注意对文学语言的运用。新闻追求简洁、明快，而报告文学应该调动和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增加作品的感染力和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