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严酷的国内困境和严峻的外部压力迫使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这是一种被迫的选择，然而却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邓小平打出的沉重“问号”

　　30年前，也就是“文革”结束时，中国千疮百孔，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严峻的现实使邓小平对“文革”这样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这种“优越性”打出了沉重的问号。

　　1977年12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他尖锐地提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1978年3月10日，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他又说：“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

　　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一连串的“问号”，实际上也是发出了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信号。

　　巨大的差距与震撼

　　“文革”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这样，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最引人注目。

　　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看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代表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服装式样多，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我们“实在觉得很寒碜”。大家无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党再不调整政策，改革开放，真是愧对人民、愧对国家、愧对时代了！

　　务虚会确定改革开放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议开了两个月零3天，提出的新办法、新路子，集中起来，就是一条：改革开放。会议期间，袁宝华、张劲夫、胡乔木等36位同志发言；李一氓、谷牧分别介绍了考察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西欧五国的情况。会议结束时，李先念作总结讲话，提出：“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自己从头摸索的爬行主义,要快不知多少倍。”

　　在这期间，邓小平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改革开放问题。1978年6月、10月，在会见罗马尼亚和西德客人时，邓小平指出：“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在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中，邓小平提出：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这时候，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也由邓小平首先提出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最终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来源：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