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他出的第四本书《光天化日》获得奥康纳奖之后，系主任态度才变了——他已经赶不走哈金了。

　　难怪《自由生活》的献辞是：“献给丽莎和文，本书里有他们的身影。”哈金说，妻子与儿子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我写作时，能有一个稳定的家——好多年了，有不顺利的事，就得回家养息，靠家里人的安慰”。

　　歧视、倾轧有地域和族裔之别。哈金说：“南方厉害，那时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在艾默里大学人文科目任教的就只有我一个亚裔；波士顿大学这里亚裔多，相对来说就好一些。”哈金还介绍：“白人之间好一点，圈子大，资源多，出版社、媒体多半控制在他们手里；他们对黑人也不敢太过分——惹不起；亚裔中，印度人也不太受到歧视，印度人为何那么厉害呢？因为纽约文学出版界有个叫萨尼·梅塔的总裁是个印度人，他可以被称作出版界的‘教父’，拉什迪(《魔鬼诗篇》作者)、奈保尔这些作家都是他拉扯出来的，印度人也形成了一种势力。”

　　移民作家让英语不得不变得异化

　　与《等待》和《战废品》出版后赞誉蜂起有所不同，《自由生活》出版之后，美国文学界出现一些非议。但哈金在答复《亚洲周刊》采访时说，“《自由生活》是我最好的长篇小说”。言下之意，超过他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等待》，也超过他被列入《纽约时报》年度十本好书的《战废品》。

　　哈金说，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本书确实比别的书要难写得多。情节上没有大的起伏，只凭日常生活一个一个细节，来描述主人公精神成长的过程。“这本书，光校样我就改了六稿。除了上次你看到的两尺多高一大摞稿纸，后来我反复修改的稿子又是同样高的一摞。”

　　哈金尤其自信的是这本书在语言上的探索，用语言反映了大部分移民挣扎的过程，“没有别的作家这么做过，”哈金说，“正是从这些意义上，我说这是我最好的长篇小说”。

　　语言是哈金这部书探索的重点，也是这部书引起文学界争议的焦点之一。美国和英国有些评论家批评其语言破坏了“英语的纯洁性”；80多岁的文坛名宿厄普代克，在《纽约客》撰文评论哈金这部作品，对其语言也有微词，认为“累赘”。

　　哈金不认为这是这部作品的“阿喀利斯脚踵”，他在这部作品出平装版时，并没有修改所谓“累赘”之处。他认为，自己这样运用语言，是表现移民真实生活的需要：移民来自外国，他们怎么可能一到美国就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像武男将“thank you”说成“sank you”，萍萍说“We not open yet”，语音不准，语法不通，这才符合、也才最能充分表现出这些人物在刚来新大陆这一特定时空的困境。哈金举了好几个熟人为例：许多人在祖国、运用母语时思维敏捷、妙语连珠，在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然而来到异国他乡，处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就变得迟钝、畏缩，甚至封闭。

　　“纳博科夫《普宁》那本书的主题就是移民的语言。主人公是俄国移民，在英语人群中像个傻瓜，但是在母语人群中就好像变了个人。”哈金引用纳博科夫的比喻：就像“在爆炸中失去七八个手指后重新学会拿东西”。这对移民的心态和性格产生极大影响。

　　要准确地表现这些人的心态，现成的英语是不够用的，必须自出机杼来创造。“美国人受不了，私下说‘中国人的语言不规范，对英语纯正造成冲击’——但许多词，因为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确实没有常见的英文词可以信手拈来。”

　　哈金2008年4月4日在布朗大学“全球化时代重估外语教学大纲”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就题为《为外语腔调辩护》。他列举了两位移民作家的例子，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生于波兰)是这一文学传统(移民文学)的奠基人，而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生于俄国)则代表它的高峰。

　　“结果，英语不得不变得有些异化。不过，在美国移民小说中，这是一种常规技巧。”尽管“对母语者来说，我们不可避免地听起来有外语腔”，但这正是外来者对英语做出的贡献。哈金说。

　　移民作家拥有边缘的独特优势

　　用移居国语言创作的华人作家该怎么定位？

　　这也是哈金思考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像自己，以及汤婷婷、谭恩美，现在又多了裘小龙、李翊云等，这些用英语写作的作家，到底算中国作家，还是算美国作家？

　　哈金对笔者说，中国打开国门，有人出来，就有人用移居国语言来写作。“有人说，‘这些人不用中文写作，不是中国作家’，竟然一笔全勾销了！但是你看文学史，哪个国家是说得这么武断的？我们这群多少写出点名堂的人，中国不能全都不要了吧？”

　　几年前，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中有一种共识，用中文写作的属于中国文学，用其他语言写作的属于外国文学。哈金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分作家有双重国籍。康拉德既属于英国文学也属于波兰文学，虽然他从未用母语写作过；纳博科夫也是一个俄罗斯作家，尽管他坚称自己是美国作家。”

　　对于个体作家来说，分类可能不那么重要，“因为在世界文学史中，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作家是没有归宿的。但大多数写过有分量作品的移民作家，其命运是被一个以上的国家承认，因他们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的空间，那里是不同语言和文化交织并互相渗透的地带。在这个边缘地区出现的任何有价值的作品，很可能会被一个以上的国家认可，用来提高该国的软实力。”

　　哈金再三感叹：中国过去文明悠久，在当今世界上却软实力不强，国家怎么能将这些用移居国语言写作的作家一刀划走？

　　在创作中奉行现实主义的哈金，看待现实问题更现实：“跨越语言边界、返祖归根的愿望在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群体中很常见，但恐怕并没有回归之路。可以看到，大部分处于中间地带的作家已或多或少被疏离或排斥。他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充分利用他们的不利条件和边缘化，而不应该死抱着回归的梦想。他们什么也不应该依靠，只依赖可以给自己定位的有价值的作品就行了。只要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来，身份这个概念也许就毫无意义。”

　　哈金认为：“在移居作家看来，边缘是他们的工作空间，这对于他们的存在来说比其他区域更加重要。他们不应该努力去加入主流或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心占一席之地。他们必须保持他们的边缘化，获取各种资源……正是这个边缘化使他们区别于本土作家，成就他们独特的抱负。”

　　他说的是作家，但是，这对所有胸怀抱负的移民，不论电脑工程师、建筑师、餐馆老板，还是律师、会计师，也都有借鉴意义。

　　哈金作品的中文版，都由台湾的中国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中国大陆只出版了一本《等待》(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哈金介绍，跟上海文艺出版社签了五本书简体字版的合同，但并未兑现。

　　2004年，他向北京大学递交了应聘教授的申请，北大没有任何回应。

　　2008年9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哈金的论文集《移居作家》(The Writer as Migrant)，阐述关于移民文学的各种话题。他目前正在写关于法拉盛华人移民的短篇小说，已经写了多篇，刊载于《纽约客》等刊物，其中有两篇获得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全书大概一两年后才能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