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冷静、慎重、低调地处理香港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处理香港问题的态度，始终保持低调，十分冷静、十分慎重，坚持只要“暂时维持现状不变”对新中国还“有用、有利”，只要“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就“暂时不去触及它”。1954年，周恩来在一次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而进行的干部准备会上明确指示：“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去谈，例如香港问题。……至于我们是否要收复香港，如何收复，政府还没有考虑过，我们就不要谈。”周恩来曾经对来中国访问的英国客人直接讲：对于香港问题，“如果我们需要解决，也得和你们谈判，我们不会采取突然行动。”1959年，毛泽东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少数人在香港问题上的急躁情绪，耐心地解释：“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其后，他在同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中又说：“我们现在不谈香港问题。”1963年，中苏论战正酣，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责难“中国人民在香港、澳门问题上的正确政策”——“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因此，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打破沉默，第一次公开对外阐释新中国对于处理香港问题的战略思考和基本原则：“在国际斗争中，我们既反对冒险主义，也反对投降主义。这两顶帽子，无论如何是安不到我们头上来的。”用“中国对香港、澳门的政策”来“证明中国人是胆小鬼”，“在香港、澳门问题上嘲笑我们”，是“愚蠢的”、“可悲的”。“老实说，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我们的勇气和坚定性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领教过的。”时隔不久，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客人谈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问题时再次就新中国对于香港问题的态度发表意见：香港“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直到1972年中英外交关系完全正常化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认为“改变”或“放弃”对于香港问题的“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之特殊政策的“适当时机”仍然没有出现。1972年10月，周恩来分别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路易丝·海伦(Louis Heren)和英国国会上议院议员汤姆森(Thomson)时都曾经指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但现在还不必考虑。……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中国有个政策，就是不要急急忙忙搞这个事。”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谈到香港问题时也明确表示：“香港作为英国管理下的亚洲贸易和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最少在目前如此。”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有生之年，他们始终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坚定不移地维护对于我们“有用”、“有利”的“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战略决策的稳定和严肃性。

　　来源：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河北党史网

　　(齐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