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13日独家报道了“阿育王塔采用蒸锅提碗法，本月吉日出函”的消息，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高度关注，全国多家媒体纷纷进行了转载和跟进报道。昨天，有关部门和专家聚首朝天宫，召开最后一次塔王出函协调论证会和模拟测试，敲定了双保险方案，会上决定塔王出函的“吉日”——22日。塔里是否真有木质品、塔王请出后会打开吗、铁函出自哪个地宫这三大疑问，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分析。

　　疑问1

　　塔里真的有木质品吗？

　　塔王放在木制底座上

　　本报在前期报道中曾介绍说，在铁函内阿育王塔的底部发现了一块“木板”。这是因为在清理完塔身与铁函的缝隙的狭小空间后，专家似乎感觉到有木质气味。经探寻，阿育王塔的底部并非直接放置在铁函的底面，而是扣压在一底座上，这一说法再次得到证实。

　　昨天，考古专家向记者透露，从目前对铁函内环境的探测，可以判断，阿育王塔的底部不是平面，而是中间呈一凹形，四边为突出的边，就如同一个铁制的茶叶罐一样，“这样才能平稳地放置，如果是一平面，就会有摇摆晃动。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冶金和模具专家黄乃海认为，既然塔的底部不是平整的，那更不可能轻易地将尊贵的阿育王塔直接放在铁函里，应当是放置在一个底座上，从缝隙里用内窥灯可以探视到。按照常规这应该是木座，而且可以判断，木座的型制是凸形，下部大些，上部收紧，正好与阿育王塔底部凹槽吻合。

　　至于塔下为何要放木座？这个木座为何历经千年不腐烂？江苏省收藏学会常务理事、著名文物鉴定专家钱兢葉认为，“阿育王塔底座放置在木座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大部分的佛像都是有座的，而且大多是木座。这不是一种制度，在佛像放置部位经常有，如同陈设一件瓷器，下面也要放一个木座来衬托。”如果塔身内真有木座，材料应当是一种什么木质？钱兢葉介绍说，宋人俗称的杂木在植物学上称为扩叶类，比如佛教中常用的佛珠、供品等都是用香檀木，也不排除用金丝楠木，因为密度高、含脂量高、并且含稀有金属，当年宋人一定把木材进行了自然风干，收过水，所以埋入地下千年不会腐烂。

　　至于用X光仪器探测铁函，黄乃海认为，不可能探出结果，“我看过铁函，宋人确实伟大，铁函的铸造技术，在当年是非常了不起的，铁函壁厚达4至5厘米，X光是探不透的。”

　　疑问2

　　塔王请出后会打开吗？

　　要视开启的难易程度来定

　　《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中提及的圣物有“佛顶真骨”，也就是释迦牟尼的头顶骨。究竟佛顶真骨舍利子是个什么样，专家考证认为，根据《法苑珠林》和《大唐西域记》等典籍记载，大致可以推测出是一块颜色呈黄白的骨骼，周长约为35厘米，直径10余厘米，高约15厘米，并有清晰的发孔。据了解，在西夏承天寺、河南邓州寺还有兖州兴隆寺的地宫碑文中，也记载有佛顶骨，但不见实物。此次南京的阿育王塔内如果真有佛顶真骨舍利，那南京的佛教地位将不可估量。在铁函的发掘过程中，因长干寺阿育王塔与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的阿育王塔在外形上十分相似，制造年代也相差不远，其体积是雷峰塔地宫阿育王塔的3倍。专家估算出铁函的总重量为209公斤，函内阿育王宝塔的重量大约为50公斤左右。对于阿育王塔请出铁函后，是立即打开，还是暂时放进保险密封箱？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考古学专家贺云翱认为，从杭州雷峰塔出土的阿育王塔判断，大报恩寺遗址地宫出土的塔王里面一定也有银椁，银椁里一定有金棺，金棺里还会有玻璃盒，盒子里盛装了碑文中记载的释迦牟尼的圣物。“如果非常容易就能开启，为何不打开呢？但如果塔身被全部封闭起来，那也只能暂时放置到合理的地方保护，前提是不能破坏文物。考古工作就是这样，走一步看一步，不到最后一刻，都很难判断。也许一些难题，还待后人去解决。”

　　疑问3

　　铁函出自哪个地宫？

　　可能大报恩寺用了宋人地宫

　　此前，南京市为了复建大报恩寺琉璃塔，在原址上寻找当年大报恩寺塔的地宫方位，结果挖出了宋代长干寺的铁函。目前的考古发掘，没有找到明代文物，那么这座地宫与明代大报恩寺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是宋代长干寺地宫，那么大报恩寺的地宫又在何处呢？为此，记者请教了贺云翱教授，他认为，此次大报恩寺的发掘工作做的非常仔细，完全按照考古程序在进行。从目前考古的进度上看，寻找地宫的方案，基本是沿着中轴线进行的，“大报恩寺的建筑规模完全是一种‘大内法式’，是根据皇家宫廷建筑制度建造的，以中轴线为中心，讲究对称。目前两边的御碑座还在原位上，所以确认琉璃塔的方位应该很准确。不排除朱棣当年就是在被毁的宋代天禧寺，也就是长干寺的地宫上，重新建造了一座琉璃塔，改名为大报恩寺琉璃宝塔。”

　　据宋代李之仪所撰的《天禧寺新建法堂记》记载：“天禧寺者，乃长干道场葬释迦真身舍利。祥符中建塔，赐号圣感舍利宝塔。至天圣中，又赐今额”。贺云翱说，“祥符”为宋真宗的年号，“天圣”为宋仁宗的年号。建塔时，由于未来的宋仁宗赵祯在当皇子时还曾受封为昇王，兼任江宁府尹，所以，这座塔应当与他有密切关系。但是从铁函内取出的丝织物上的墨书文字上看，却都是一般供奉人的名字，比如“大娘”、“三娘”、“四郎”之类，没有仁宗、真宗的记录，是否是民间供奉的塔？贺云翱对于种种猜测，表示不认同。“考古发掘还是要以实物为举证，在没有探明谜底之前，进行推测也是合理的，但最终还是回到考古的实物上来。”相信随着大报恩寺遗址考古的不断深入，谜底也会逐个被揭开。

　　本报记者 蔡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