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在清康雍乾尤为恶劣，“盛世”的箫鼓难掩一个时代的腥风血雨，“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粱谋”，清代进步文人龚自珍尚且沉痛指出。今天却有人曲意绕过这沉重一页。此乃完整的“清史”学术吗？大概只算凑凑热闹的“戏说”而已！

　　清三代钳制言论、束缚士林的“书案”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且拿某清史“专家”匍匐膜拜、赞不绝口的康熙而言：1663年的庄廷-明史案，为康熙朝第一件禁书大案，牵连700家，斩首1000余人，发配的不计其数；戴名世的《南山集》言论，让康熙大为震怒，1712年遂以“大逆”罪，戴名世凌迟处死，弟兄叔侄斩首，妻儿充奴；作序的大名士方苞等人处以重刑，一并获罪，方孝标虽早已故去，仍要掘棺剉尸，生死无人逃脱；1728年发生的吕留良诗文案，更有大批生灵惨遭杀戮。这是一个文化幼稚的统治集团以一种幼稚的思想文化控制理论，转化为一道基本国策而恶性造成的一种急于求成的幼稚举动，不惜精心构筑一道恐怖的高墙，任何花卉奇葩都失去生存的空间，这同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样，将诛杀持久地进行下去。说什么“文字狱维持了社会稳定”、“清兵入关掳掠，很难说悲，应该称喜”等等呓语，尚存一丝人性、一点人权观吗？满清遗老与日本勾结，在沈阳复辟“满洲国”，这大概也算“维持了社会稳定”。

　　禁书的残酷代价，不仅导致千万人无辜死亡，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深重灾难，可谓千古浩劫！由于社会发展滞后，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世界上长期处于被动挨打局面。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红楼梦》，所深刻揭露、反映的正是所谓“康乾盛世”。在那几个大帝的漫长统治时期，巩固封建小农经济、压抑商品生产、全面闭关自守的儒家正统理论成为朝廷的圭臬。从社会氛围、思想状貌、观念心理到文化各领域，都相当清楚地反射出这种倒退性的严重交易！《红楼梦》揭示出“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内在腐朽，看到的正是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糜烂、卑劣和腐朽，“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自诩“清史”专家，你敢面对“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曹雪芹？

　　“再造几千间茅屋，将在大宅子里仰慕尧舜的高士都拉出来，给住在那里面”(鲁迅语)，这才可以“各得其所”。既然我们的清史“专家”鼓噪“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那么你为何不“剃发易服”，反而挟洋自重？大概是缺少了“一种交流形式”，所以老脸上才挨了一耳光，这一掌是否对“坛”有一点儿震撼呢？(刘启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