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黑暗王国打开天窗

　　很多同性恋者就是因为看了李银河的书,才开始正确对待自己的性取向问题,他们私下里把李银河称作“妈妈”

　　1988年,李银河站在选择的关口,回国还是留在国外?她再三掂量,选择了前者。“我是要做社会学研究的,而我对美国社会不感兴趣。”

　　那一年恰好费孝通要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设立博士后站,于是李银河做了费孝通的弟子,成为全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站的第一位博士后。

　　此时的她已经36岁。她憋足劲一口气搞了十项经验研究,两年内全部完成——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付,自愿不育,婚外恋,离婚,同性恋。

　　“这些论文都是基本情况描述。比如在青春期恋爱调查里,究竟有这种情况的是成绩好的学生多还是差的学生多,都是什么阶层的人,大家对这个现象是什么看法。”李银河介绍道,“我记得那时初中生承认恋爱的比高中生多,这让我有点惊讶。”

　　“当时承认有婚外恋情形的有6.4%,有婚前性行为的有15%。”李银河说,这是1989年的数据。在近20年的时间内,这十个方面几乎都出现了惊人的变化。“前几年有强制婚前检查时广州计生系统做的调查显示,广州婚前性行为达86%。当然这主要是年轻人,如果把中老年人也放入调查样本,大概会有30%—40%。”

　　此后,李银河与王小波用同样的方法开始做男同性恋的研究。当时同性恋者很少有愿意浮出水面的,所以他们只找到很小的样本,做一些感情生活、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基本描述。当时北京出版社已向他们预约书稿,看到实际稿件后却告知他们“太敏感,没法出”,最后这本书在1991年于香港出版,题为《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

　　“出版之后我们就不断接到电话和来信,有的求助,有的痛斥。”李银河说,那时也因此找到了更多同性恋者,将研究的样本增加到120人。1998年此书再版,内容增加近一倍。

　　1998年,李银河又出版学术专著:性学三部曲《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很多同性恋者就是因为看了李银河的书,才开始正确对待自己的性取向问题,他们私下里把李银河称作“妈妈”,说她是给这个黑暗王国打开天窗的人。

　　性革命正在静悄悄地发生

　　现在的人都相对晚婚,再像封建社会那样婚前保持童贞是不现实的

　　“不是我的研究推动社会变化,实际上人们的行为发生在前,只是由我来加以描述,为他们辩护而已。”李银河说。

　　她记得80年代末曾跟北京市妇联做一个北京婚姻质量调查,那个时候不敢多问性的问题,只问了一个:“你认为女性有没有权利主动提出性要求”,结果她还接到被调查对象的来信,质问“这样的问题怎么也能提出来”。

　　而这些年来关于各种性行为、性观念的争议如此正常而频繁,网络上更是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讨论空间。“中国正在发生的静悄悄的性革命,它不像西方那样上街游行容易识别,但人们的行为、观念大变革的确发生了。”李银河说。

　　在同性恋问题上,改革开放后第一篇关于同性恋的学术文章见于1981年的《大众医学》,还是以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为内容;90年代中期,北京出现了同性恋酒吧;而2004年前后,就已有同性恋者在电视媒体出镜了。

　　“我听说最近广州成立了一个同性恋亲属组织,同性恋者的家人借以互相联络、互相帮助。这类组织在国外多极了,但以前在国内简直不能想象,因为中国同性恋者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家人无法坦然接受。”李银河说。

　　在她看来,这些变化的出现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工业化、现代化带来了精神层面的变化,“比如现在的人都相对晚婚,再像封建社会那样婚前保持童贞是不现实的”。

　　另一个则是外部因素带来的影响。李银河举例说,比如匈牙利如今有80%—90%都是单身人群,多为同居或者“分开居住”的固定伴侣关系,真正结婚的很少。“你了解到这样的情形必然会受到影响。”

　　李银河认为,如今国内外在婚姻、家庭、性观念方面的差异,“已经不是阶段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了”。比如中国人因为传统观念的关系,绝大多数人都还是要结婚的,与匈牙利的情形相比,不能说谁更先进谁更落后,只是文化差异而已。

　　“我们现在最欠缺的是法律层面的完善,有许多过时法律和语焉不详的条款有待解决。”李银河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社会正在慢慢变好。”

　　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