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诉讼笔录》摆上了江城书架。这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的代表作，该书上世纪90年代已进入中国，沉寂十余年后，借着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以近3万册的印数卷土重来。

　　部分作品仅“三分钟热度”

　　记者近日走访江城一些书店，发现许多近年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代表作已难觅影踪，与获奖之初的春风得意大相径庭。

　　根据崇文书城和武汉市新华书店的数据，获奖后数月间是这些作家的作品销售旺季，2007年“诺奖”得主莱辛，代表作《金色笔记》获奖前销售不到10本，获奖后3个月间便售出过百本；2006年帕慕克获奖，《我的名字叫红》3个月内销售300余册，此前此书甚至无法进入中国市场。诺贝尔文学奖一时成为国内出版界的宠儿，一旦作家获奖，就算此前默默无闻，出版社也敢动辄印数万册书投入市场，让人感慨“诺贝尔”三个字的点金之效。

　　但是，“诺贝尔奖”也有“保质期”，销售旺季过后，淡季甚至是“寒冬期”迅速来袭。今年9月至10月，《金色笔记》在崇文书城仅售出3本，《我的名字叫红》去年的销量相比巅峰时也下跌了一半。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出版数据也显示，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退货率达到了三四成之多，与之相应的是一些中国作家作品的长销不衰，如余华的《活着》，在崇文书城一直热销。一些读者表示，他们会关注获奖作者，但不会因为获奖去买书。

　　文化差异导致“水土不服”

　　一方面，出版界大量印书期待高回报；另一方面，评奖风潮一过问津者便锐减，学者和出版人认为，“诺奖”的市场尴尬来自文化差异。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是严肃的，但获奖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东西方阅读习惯、文化背景差异，会影响中国读者对这些书的接受。”华中师大外国文学专业教授聂珍钊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带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会“屈就”中国读者，无法类比畅销书，遇冷在所难免，“我们也不能迷信诺贝尔奖，获奖作品不是整个世界文学的代表。”

　　武汉资深出版人夏顺华表示，希望从诺贝尔文学奖中“掘金”并不明智，出版者不应过分抬高诺贝尔文学奖的市场效应。但在提高中国读者整体文化水平上，引进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有积极意义。

　　本报记者 范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