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与其终身女友，也是著名学者的波伏瓦，应中国政府邀请，访问了正充满蓬勃生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短的45天时间里，他们访问了中国多个城市：北京、南京、上海、沈阳、杭州、广州……对这个在西方舆论中带有特殊色彩的国度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使他们产生出许多异样的感受。这段行程，在北京过中国的“十·一”国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是当时中国政府急切努力的事。“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邀请世界各国人士“来看看中国”。就在萨特、波伏瓦来华访问之时，在华的外国代表团人数有1700多人。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新落成的宴会厅招待包括萨特、波伏瓦在内的外国代表团，加上外交使团的人员，竟有2200人之多，中国政府推出自己形象的努力，由此可见一斑。

　　外国友人到北京参加“十·一”国庆盛典，是中国政府精心安排的。他们力图用北京的形象，来向外国传达更鲜明的快速发展信息。在此之前，萨特和波伏瓦正在东北访问，他们就是在九月底前赶回北京的。

　　虽然离北京并没有几天，但在波伏瓦及萨特的眼里：“北京看起来完全变了样……公共建筑物的正面都用红黄相间的饰带和小旗子装饰着，像南瓜一样鼓圆的大红灯笼也高高挂起……这些街道变得有点异国情调了，连中国人也禁不住驻足观望……你环顾四周，你感受到六亿人的心跳……”

　　9月29日这天，周恩来为招待外国使团和代表团，举行盛大宴会。宴会上，萨特、波伏瓦见到了周恩来：“周从这桌走到那桌，不停地与客人们碰杯，交换微笑……他特地给卓娅的母亲鞠了个躬，卓娅是每个中国青少年知晓的苏联英雄。”

　　当天晚上，萨特与波伏瓦来到长安街。平时安静的街道这天热闹非凡。故宫红墙或人行道上，许多小商贩摆起了摊子：卖大碗茶，卖水果，还有香肠……他们还看到了正在排练的彩车，也在这里，他们第一次看到中国警察在拖人……

　　9月30日清晨，萨特与波伏瓦去故宫后面的一个幽静的地方散步。这里可以看到金黄色屋顶的瞭望塔，看到半淹在护城河的墙角，护城河的对面，是低矮的房屋，黑乎乎的墙面，与幽幽的护城河水相映，在波伏瓦眼里：这是一种荒凉之美。

　　二

　　1955年10月1日，萨特与波伏瓦等作为贵宾——衣领上别着写了几个中国字的红色飘带，上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被送往观礼台。

　　他们当时住在新侨饭店，离天安门近在咫尺。但当时交通已被管制，接他们的车子只好绕道故宫行驶。从北门进入，正门穿出，把他们送上了左边的观礼台。检阅仪式还没有正式开始，但广场上，已站满了展开阵势的海军和穿着白衬衫，拿着花的少先队员……

　　上午十点，乐队奏起国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波伏瓦后来在文章中记述说：“毛泽东就站在他的画像下。他像平常一样，身着灰中带绿的上装，戴着一顶帽子，这顶帽子在游行中他不时取下，向欢呼的人群挥舞。人们很难从远处将他与其他官员区分开来，他身上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们注意的地方。”

　　当北京市长宣布庆祝活动开始时，万炮齐鸣，震天动地。国防部长彭德怀检阅部队后，庆祝的游行开始。人群中举的领袖像中，除去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还有马、列，斯大林，甚至当时苏联其他领导人如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的头像也在其中，从这些现象里可以看出中、苏当时的关系。

　　在长达4个小时的活动中，游行的人们展示了各自领域的成就。彩车上，是火车模型，发电机，联合收割机甚至水果、小麦等，队伍中的人们看起来非常快乐——他们或微笑，或放声大笑。这些热烈的表情，令外国友人感到疑惑：“你能说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吗？”在中国呆过很久的新西兰记者艾黎转过身问波伏瓦。当然不。波伏瓦据自己的观察认为：这不可能是装出来的。人们在欢庆节日，因为他们想要欢庆。

　　哲学家的波伏瓦一边观察，一边思考：普通民众与毛泽东之间的直接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深深地打动了我。“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们眼里你也看不到那种空洞的注视；你看到的是情感。”

　　人群中发自内心的欢乐，感染了外国友人。但是，这些各界名流的表现却十分克制。他们只是一边观看活动，一边偷瞥其他人几眼：波兰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当萨特和波伏瓦听到波兰物理学家因菲尔德的话时，才知道大家都被感染了：“当你看到这些，你再也不想做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了。”另一位外国友人甚至说：“难以想象，罗马和巴黎会有这样壮观动人的场面？人们的心灵中应该有点新鲜的东西，我们的已经发霉了。”波伏瓦认为这样表述很恰当：是的，新鲜就是进步中的中国的显著特点。这种新鲜不时给予人类生活雨后晴空的亮泽。

　　当天晚上，萨特与波伏瓦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看焰火。大约因为是作家，他们被与茅盾夫妇安排在同一张小桌。除去彼此间交谈外，他们都注意到正在与大家问候的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也是一样地问候每桌的朋友，他信步从容，气闲若定。中国领导人最迷人之处，就是他们毫不做作。”

　　在这几天里，萨特、波伏瓦所在代表团几乎每天都受到邀请参加各种晚会。他们不仅听了中国音乐学院一等奖获得者的演唱，还听了一位苏联歌唱家演唱的《卡门咏叹调》，一位阿尔巴尼亚士兵演唱的《弄臣》，还欣赏了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扮演的旦角表演。由此，波伏瓦甚至喜欢上了京剧。在后来的文章中，她这样形容京剧：“它的音乐富有悲剧性的急迫感，演员姿态优美，唱腔宛转如鸟鸣。”……

　　三

　　当然，萨特波伏瓦也看到了中国人的一些毛病，不过他们更愿意以另一种角度来解释它：“中国几千年来都有吐痰的习惯，他们觉得在公共场合吐痰十分正常，即使在十分正式的谈话中——就象我们拧鼻子一样。如果我非得带回家一件我在北京最常见的典型物件，我会带回痰盂和热水瓶。”对此以及其他性方面的禁忌，波伏瓦这样分析：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有关，中国人的纯朴没有受到任何世俗的污染。

　　中国人与外国人交往中的封闭，不仅表现在一般人，连许多受过较高教育的文化人也是如此。有一次，波伏瓦与女作家丁玲共同进餐，当波伏瓦看到她工作台上有支画笔，便问她是否在作画，但丁玲只笑笑，什么也不回答，这样在国外显然是不够礼貌的。

　　在波伏瓦眼里：“中国人善良、有思想、温和、深沉含蓄；……但是非常亲密的熟稔关系却很难建立。”她举例说：访问南京时，一位南非朋友问接待他们的代表：“你结婚了吗？你有孩子吗？”翻译却只是笑一笑，并不翻译这个问题：“这不大合适。”一位五十多岁的法国朋友问他的年轻翻译：“你结婚了吗？”年轻翻译竟皱起了眉头：“什么？”她还反问道：“如果有人问你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回答？”那位法国友人笑着说：“我就说我结婚了，有两个半大的孩子。”这样一来，那位翻译才腼腆地说：我有个未婚夫在南方。但是，随着与外国友人接触，几位受到外国友人直率性格感染的中国人，也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歉意：“我不知道怎样表达内心的情感。”“人们常说我们中国人就像热水瓶，外面冷，里面热。”这一点，萨特、波伏瓦也能够理会：事实是，即使没有开朗的性格，中国人也十分敏感，平易近人，所以能与我们建立牢固的关系。

　　对于这一切，波伏瓦作了这样的理解：“就在几年前，中国人还是衣不蔽体地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无论是耕田锄地还是施肥锄草，农民没有牲口可使唤，用双手直接干活，他就是自己的牲口。……而那些有钱人却无法把自己从深坑里解救出去，或看穿事实：他们只不过是无情地逗弄它。他们堆假山、造盆景、养稀奇古怪的鱼，他们热衷于挫败和扭曲的事情……这些老练的精雕细琢，并不掩饰一个文明陷入困顿的单调乏味。”相对于这些而言，现在的中国：“毋庸置疑，人民的文化水平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至于对更高层次的绘画和写作，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问题仍然是没有答案——也不可能有答案——在我总结属于艺术和文化时，我会留个问号。我提到过有许多踌躇、多虑和错误；即使事实是这样，中国的努力和成就仍然让我敬佩。”

　　对于当时世界许多国家和人们的置疑，波伏瓦作了这样一种回答：“中国不是乐园。很显然，她必须变得更富裕，她必须变得更自由。但是，如果人们把偏见搁置一旁，想想她从何而来，又向何方走去，那么，你也许会同我一样感到，这个新的中国体现了历史最令人激动的一刻。在这一刻，长时期以来一直梦想着人性的人们终于开始变成人。种田是为了填饱肚子，填饱肚子是为了种田，用自己的粪便给喂养自己的那一小块种玉米的土地施肥，中国农民那苦如动物般求生存的绝望的循环，苦苦地折磨着他们。革命使这循环的圆圈裂开，解放出一星点能量，尽管微小，但毕竟已经开始了连锁反应。中国的生活仍然很艰苦，根都露出来了：如果他们不抱紧，如果枯萎了，那么所有的会跟着一块死去。但是，在今晨的曙光中，前途已经隐约可见，而且前途是无限的。”

　　45天时间虽然并不长，可给思想家萨特留下的印象也十分强烈。1955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发了萨特《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在这篇文章里，萨特这样来表达他看到的中国发展速度：

　　“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些从中国回到法国的朋友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等过了一星期，我再说的话，也不会是完全正确的了。”

　　这篇文章，显然是面对中国读者的，所以他用了这样的口吻：“正如你们可以想象得到的，首先令人吃惊的是你们任务的巨大。在几年以前，照你们的说法，你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好些地区，你们农民的生活还和一千年前没有多大区别。你们现在决定用五十年的时间，来追上一千年的历史，把你们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甚至语言文字，都彻底改变。关于这一事业的伟大性，人们在巴黎读了你们的书籍，看了你们的报告，也还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可是要真正掌握这个伟大性的尺度，那却非得要亲自来到你们这里，参观了东北的大工厂，在归途走过你们的农村，在同一天里面，看到了鞍山的高炉和附近土墙茅舍的乡村，农民们有的还在徒手耕作。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时看到古老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才能够懂得你们当前的情况正是这个了不起的和生动的矛盾所构成的。”萨特感到了对旧中国改造任务的巨大。在半个世纪的今天来看，这段话，萨特的描述、概括仍然是精彩的，是符合当时中国人们精神、生活情形的。

　　在文章的结尾，萨特还对自己国家对中国有偏见的公众这样说：“对中国来说，维护和平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客观的必要因素：中国所建设的和指出的前途，是中国人民唯一关怀的前途，只有和平能够成为这种事业的保障。对这个曾经遭受过多少苦难，而且今天又能够不计较旧日仇恨的伟大国家，法国人民只能抱有一种情感，那就是：友谊。”当时萨特在西方，影响已经如日中天。他的这篇文章，对西方国家重新认识新的中国，无疑会产生强烈效果。因为他是以自己的眼睛，以自己亲身的体验来完成这次写作任务的。

　　波伏瓦回国之后，收集了大量资料，并结合自己观感，写出一部厚达500余页描述中国的著作《长征》。这部书，对像是西方人士，所以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鲁迅有周详的议论和介绍)情况，该书在西方出版后，引起了极大反响，对当时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

　　当然，中国当时对国外的文化和思想，了解甚少。虽然萨特的存在主义大著《存在与虚无》及其观点早已风靡西方，他自己也成了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波伏瓦女性解放运动“圣经”般的著作《第二性》，也已产生广泛影响，但除去个别法国文化研究专家(如罗大冈、陈学昭等)，绝大多数中国文化人却并不知晓。报纸上介绍萨特时，只提到他刚发表不久的一部政治闹剧《涅克拉索夫》。这部作品用“亚里斯多德式风格”讽刺反共分子和出版界。剧中主角是骗子瓦莱拉，情节是他假冒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过程。这部戏剧上演时并没有得到好评，但仅了解这一点的中国文化人常常却对萨特表达对这部作品的兴趣。这大约与中国读者对涅克拉索夫较为熟悉有关，虽然萨特的作品与这样的理解大相径庭。

　　萨特、波伏瓦这次中国之行，看到和发现了这块土地与西方当时舆论大不相同的真正现实。作为著名学人，他们回国后又发表文章，撰写专著，把他们眼里的中国介绍给世人。虽然他们的文章，尤其波伏瓦的《长征》受到了一片强烈指责，但却给更多人一个了解真实中国的机会和文本。他们的中国之行，在北京参加“十·一”国庆是重头戏，因之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改造现实真切的热情，把握到中国人这种热情后面的精神脉搏。

　　杨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