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王树增的人都知道，他入伍，就是空降兵。而且，他硬是把“空降兵”的神秘兮兮劲，带进了文坛里。

　　他开始是写小说。早在1988年，他就写出了堪可称为上佳之作的中篇小说《红鱼》、《黑森林》等。然而，我正期待着读他新作的时候，他却突然一下子在文坛消失了。

　　及至90年代初，他才又从广东冒了出来，为首都观众奉献了军旅话剧《都市军号》；此后不久，又与师兄莫言联手，在人艺推出了话剧《霸王别姬》；可没等我醒过神儿来，他又“空中飞人”，从广州军区“空降”武警创作室，成了一位专业作家。

　　此次“空降”不久，他又从剧作家变成了报告文学家，而且一发而不可收。从《远东：朝鲜战争》到《1901》，每一部都是四五十万字，而且部部带响——连获两届鲁奖。

　　树增的报告文学，写的全是历史，要想从故纸堆里刨出鲜活生动的故事，那可不是简单的功夫。然而这个“空降兵”最知道“敌人”的软肋在哪，一套十几本的《中国相声大全》，被他散布于家里的沙发、床头、书案……稍有空闲便抓起来翻看，而且常常看得哈哈大笑。夫人王瑛习惯了，偶尔会问一句：“又是谁的段子呀？”应：“马季”。

　　耳濡目染，走心过脑，这个深受相声熏染，幽默、诙谐的大个子，在用文字讲述历史的时候，常常能让人泪流满面。不用说，他从相声活泼的语言里，不知斩获了多少营养。

　　由于在戏剧界有了些“薄名”，他成了全军戏剧界的评委，常要“空降”到各大单位去看戏。他到了就侃，有时“扫射”得人家心惊肉跳，眼看就要毙掉了，他又峰回路转，慢条斯理地对人家说：“不过嘛，这个剧要是稍稍调整一下，有可能成为佳作。”一副高深莫测又真诚爽直的样子。人家一听有救，便伸长了耳朵，他如此这般地一白话……

　　难怪被包围的士兵，都把“空降兵”当成了“救世主”呢。

　　这种好日子不久，树增便被任命为团长。那一年，他调兵遣将，他们团一下子推出了四台大戏，而那一届全军评奖，武警首次获得奖牌第一，有的优秀演员一人就获两项金奖。

　　那年在香山一起开会，他躺在床上轻松地对我说：“按艺术规律办，当然得知道什么是艺术规律，然后才有个‘办’的艺术性吧？”又说：“我办了个实例，任务完成了，得赶快开溜，再这么耗下去，我这后半辈子就没了。”

　　树增的“账”算得掐头去尾，他知道他这一生想要啥。随后，他又变回了真身——辞去团长，回创作室写作。

　　他在给领导讲他的理由时动了真情：“我已经五十多了，最多还能写十年吧？我必须在这十年里把我要写、能写的东西写完了，让我去完成我今生的夙愿吧。”这个“自私”的家伙，他只算他后半生的写作时间太短，而把一个团的建设撇在了一边。他嘿嘿一笑，说：“比我能干的人多了去了！”就这样，他又一头“跳”回了书斋。

　　去年，树增又出版了四十五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长征》，并荣获国家图书大奖。我对他说：“印了十几万，赚大钱了吧？”他说：“嗨，最近一家出版社要给我出文集，是单本书的几倍稿酬，我一听就回绝了。”我忙问：“为什么？”树增说：“他们不也得一本本出吗？那不和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冲突了？分明要争市场嘛？我可不能这么做！”别说，我还真欣赏他这种不计私利的“精明”。

　　不过，他“算计”起来，也是没人可比。以一个“空降兵”的尖锐目光，常常能看透人的软肋，出奇制胜，手到擒来。就说他的老婆王瑛吧，就是一个战例。

　　那年他们刚认识不久，一次去王蒙家做客，在挤公共汽车时，树增先上，回手拉王瑛，也许感觉王瑛手凉吧？第二天，树增就给王瑛买了一副手套。我说：“这算什么呀！”王瑛说：“可我被感动了。”“为什么呢？”“他知人冷暖呢。”“凭这就嫁给他啦？”王瑛答：“是。”再问“那副手套很贵吧？”应“就五元”。

　　花五元讨个老婆，你看这个王树增有多精明，出手又快又准，那样一位才色双绝的小姑娘，被他几下子就搞定了——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