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下，感动被“禁”

　　高缨曾将改编中遇到的周折归结为自己对电影“一窍不通”，其实还有更为深层的制约因素。当时正值国际上“反修斗争”日益激烈，国内对“现代修正主义及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以及对于“人性论、人情论和人道主义”等的批判愈唱愈响，文艺界变得沉闷、紧张起来，这同样波及到该片的创作。就连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也有人指责表现了“普遍的爱”，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高缨改编剧本时不免心存顾虑而显得拘谨，尽力回避尖锐的矛盾冲突，削弱了影片“人性”、“人情”成份。

　　同样，作为导演的王家乙也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加之影片是长影和峨影合拍，两个省的领导对拍摄工作虽很支持，但也十分不放心，其中一个省的宣传部长三天两头跑来看样片，并且善意劝告王家乙：“你不要在刀刃上跑马呀!”另一个省的宣传部长则不断来信询问，婉言奉劝王家乙，如果不行就赶紧下马停拍。这就势必造成他在艺术处理上缩手缩脚。尤其是表现因达吉去向在马赫、任秉清之间掀起的情感风暴上，未能大胆、充分地以情动人，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应有的感人力量。

　　多年以后王家乙曾无比感慨地坦陈：“用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连我自己的感动都在‘禁’之列，哪里敢叫别人下泪？下泪仿佛就是罪过，无产阶级似乎都该是草木之人、铁石心肠！于是，被迫下剪刀，凡是渲染感情的，有的整场剪掉，或者煞费苦心地在人们能够下泪的戏里剪剪、补补，让观众看不到眼泪，尽量冲淡一切感情”，“《达吉和她的父亲》能够和观众见面，那是由于我们所在的那个省的省委向我表示‘表现无产阶级人性，不算你的政治账’”，“它犹如在乱石丛的高压下，勉强从缝隙中钻出的小芽，实在不易啊!”

　　总理作出公正评价

　　影片在全国上映后受到欢迎，但也引起不同反响。因为涉及电影改编成败得失，在1961年6月同时于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达吉和她的父亲》也成了热门议题，不仅专门放映了这部片子，还把小说发给与会者对照影片进行讨论。有的认为不错，有的则予以否定，明显形成分歧意见。

　　这一情况为周恩来总理得知，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6月16日晚，周总理来到新侨饭店看望会议代表，在楼梯口碰巧遇上赵丹，一问才知道当晚全体代表观摩两部电影，而赵丹惦记着病在房间的夫人黄宗英，看完一个片子就回来了。总理与赵丹是老朋友了，便问：“都有谁在?”赵丹说了几个名字。得知黄宗英病了，总理便跟着赵丹去了房间看望问候她。赵丹也立即找来了当晚未去看电影的几个同志，有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长陈荒煤、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丁一、厂长兼导演陈鲤庭和海燕厂导演沈浮等。

　　大家见了总理，你一言我一语谈到了会议情况，提及争论得最激烈的是《达吉和她的父亲》，赵丹和黄宗英当场表示看了后有些失望，认为电影不如小说好，电影把小说中最感人的地方删去了……总理对此很感兴趣，当即向陈荒煤索要会上印发的原小说：“能不能发给我一本?”正巧赵丹手中有一本，但上面划了许多道道，还有批注意见，他正要递过去，黄宗英轻声提醒道：“你别把划得乱七八糟的书给总理。”总理却笑着从赵丹手中接过书来，说：“我倒很愿意研究研究阿丹的意见。”

　　周总理当晚便读了小说，次日晚又特意调看了影片。6月19日下午，总理亲自来到大会作重要报告，即著名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重申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着重批判了妨碍文艺繁荣的种种“左”的错误，强调要繁荣文艺，必须发扬艺术民主，活跃争鸣空气，开展自由讨论，其中，联系文艺界的实际，多次讲到了《达吉和她的父亲》。

　　他说：“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两个作品“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先定下这个框子，问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便说这是‘人性论’”。

　　“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总理尖锐指出：“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总理也同时指出，正是这些片面意见，给影片的编导和演员造成“思想上的束缚”和“顾虑”，“是有一种压力的”。

　　总理的讲话，对小说和影片作了公正的评价，正确阐明了文艺界关注和争论的有关“人性”、“人情”等理论问题，切中了文艺领导工作和创作思想上“左”的影响以及文艺批评中简单粗暴的时弊，给与会的文艺工作者极大的启迪和鼓舞。在台下仔细倾听的王家乙心里非常激动，深感总理真是洞察入微，那充满爱护的肺腑之言，不仅点到了要害，而且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所幸总理完全理解和体谅……

　　“你完全可以保留意见”

　　在台下听得入神的赵丹也倍觉亲切与鼓舞，尤其是总理讲到“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时，令他感动异常。不过对总理关于《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评价，他却另有想法，仍不认同总理所说小说和电影“各有所长”，坚持认为小说比电影强，而且打算再找总理“论论理”。

　　果然，7月1日周总理邀请与会代表一起到西郊登香山休息一天，当总理与大家拾级而上时，赵丹又与总理讨论起《达吉与她的父亲》。赵丹说：“总理，我对你作的报告有不同的意见。”“你有什么意见?”总理感兴趣地问。赵丹直言：“你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总理也阐述自己的观点：“电影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更广阔……”赵丹仍毫不示弱：“那不过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

　　他俩就这样各抒己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坚持自己的观点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总理听完，略停脚步，偏过头来看着赵丹，用既亲切又率直的语气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周恩来说完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周围的人都被他俩的认真劲逗笑了。

　　正是周总理的关心、支持和鼓励，尤其是身体力行倡导艺术民主的表率作用，有关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评价之争，很快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自由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有十余家报刊参加讨论，陆续发表讨论文章近百篇。这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实为罕见。

　　○摘自《大众电影》 朱安平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