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75岁寿辰，获邀参加庆祝茶会的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在请示蒋介石是否送束鲜花时，蒋的回答是不必了。司徒雷登的“大使”职务保留到1952年，不过，在“失去中国”的这3年间，他明显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冷遇。

　　邵玉铭认为，司徒雷登在大使任内是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他兼持自由派与民族主义派扩张主义的做法，他的美式自由主义使他疏离了国民党，而他的美式民族主义又激怒了中共，结果各方面都排斥他。邵玉铭对司徒雷登另两个身份的评价是：他是基督教宣教运动“社会福音派”的一个典型，也可算作该教派在华传教者中最有成就的一位。而他对20世纪中国最具体的影响，则是他在燕京大学从事的教育工作，“中美教育交流以来，贡献最大的就是司徒雷登。”

　　在中国大陆，司徒雷登的大使、传教士和教育家身份都受到了批判。查阅当年的《人民日报》，有关司徒雷登的文章无一是正面的。1951年1月28日，署名龚理嘉、卢念高的《美帝在燕大进行的文化侵略》一文，称“燕京大学托事部”每年花二十多万美金，“通过阴险狡诈的司徒雷登来作它在燕大实行文化侵略的主持人。”同年4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谢兴尧的《帝国主义怎样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内称：“前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在中国伪装宗教家教育家多少年，表面上作出非常同情中国的样子，实际上他是美国侵略中国一个最重要的特务，是集过去的伯驾、丁韪良、李提摩太等之大成。后来索性揭开假面具露出他的本来面目，作美国驻华大使，执行侵略中国的任务。”

　　在政治运动中，与司徒雷登过从甚密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如罗隆基、叶笃义的罪状中，也牵涉到司徒雷登。这中间还包括曾在燕大教书的冰心，冰心的女儿吴青说，冰心当年被指控为“司徒雷登的干女儿”。

　　而在司徒雷登的祖国美国，他却是一个被过分忽视的人物。甚至于连他的《在华五十年》回忆录的出版，也是反响寥寥。以至于美国人雷和布鲁尔编辑的司徒雷登1946～1949驻华报告，用的书名就是《被遗忘的大使》。

　　返乡

　　自中国返美后不久，司徒雷登即中风卧床。1955年8月1日，他立了遗嘱：“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任何其他地方，此种决定及变更之选择由我的朋友和同事菲力傅及其妻子作出。”

　　这里所说的“菲力傅”是他长期的助手傅泾波。在司徒雷登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去世之后，因中美尚未建交，故骨灰安葬的事只能悬置一边。1971年，中美因“乒乓外交”而启动交流，两年后，傅泾波访问北京，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的请求，未获答复。1984年他再次访问北京时，亦未获突破。

　　在傅泾波第二次去北京之前，1982年，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中译本已在北京出版社以“内部参考”方式出版，虽然内容经过一些删减，“译者的话”中也特别声明，司徒雷登这位“中国人民的瘟神”，“对中国事务的种种叙述几乎都是片面的、歪曲的，因而十分反动”，但还是基本清晰表达了他的各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