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告内容涉及六个方面

　　一是控告李立三等的错误。王明在信中写道：“公司(党)目前的状况十分严重，因为部分公司老板右肩(右倾)确实犯病了”。“老板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说李立三等“不仅完全否定中国贸易(革命)在世界市场(世界资本主义)破产前胜利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几乎公开否定C.C.(苏联)在第三时期存在的可能性。此外，他完全不理解第三时期和不平衡规律(他的病根正是在这里)。”说中国党内“反巴黎(共产国际)的气氛传播得很广。现在不仅在政治上已明显地暴露出反巴黎的路线，而在组织问题上也完全不按照巴黎的方式行事。对伊万(王明)等人的攻击是同对屈珀(米夫)同志以及一般巴黎人，特别是最高领导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攻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的老板患‘左’倾病，而另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老板则患右倾病，有时有的地方既患‘左’倾病，又患右倾病。谁也没有权力批评他们。制度几乎达到了恐怖的程度(请原谅我这样说)。理论和实践不少是建立在国民党作风和陈独秀主义的残余基础之上的。”

　　二是介绍他们与李立三等斗争的情况。王明在信中写道：“我们痛心地向您报告我们的不幸。我们近来在关于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关系问题上同我们公司的老板意见不合。”说他在一次会议上就中国的“所有主要问题发了言”，如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对目前形势的评估，富农问题、湖北省委的问题等。并“具体说他几次亲自与李(立三)和向(忠发)谈了话，但他们也如同以往那样一句也听不进去。”说向忠发等指斥王明等政治上是右倾分子、组织上是宗派分子，“我和其他人都抗议这类指控，坚决捍卫自己正确的政治观点”。

　　三是指责李立三等对他们进行迫害。王明在信中写道：“老板们与我们和从法国(苏联)来的人为敌，极少数人除外。他们认为我们是异己分子，认为我们与巴黎中央办事处(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联系，因此他们甚至不愿和我们交谈。老板们已经把这些‘异己分子’从公司的重要工作职位上撤了下来，并威胁要把我们赶出公司”。说向忠发和项英召见王明等4人，“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要么你们承认错误，无疑要同意李(立三)的看法，要么离开公司’……老板很不满意。他要求我们写出书面声明，他过去和现在在每次会上都发动反对所谓‘四人’的全面运动。”并且说：“情况十分严重……每日每时都有被赶出我们公司的危险。”“对伊万等‘巴黎人’的进攻一天比一天加强。形势太严重了。”在8月6日的信中，诉说他们被处分：“伊万开除(出党)六个月，给马克松、博格涅尔和康穆松最严重警告。解除我们的一切工作。”

　　四是请求共产国际干预。王明在信中写道：“老板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这种病需要好好治疗，而在贫困的中国很难进行这种治疗。”“如果继续由李(立三)领导，如果不发来更好的商品，公司绝不可能健全起来。”“我希望巴黎公司尽快采取果断措施，不仅在政治问题上，而且必须在组织问题上整顿和健全公司的局面，因为这样做比让斗争发展到极点对公司更有利。我请求并希望巴黎公司能寄来这样一封详细的信，在信中指出一切基本问题，从经济问题开始到转变问题为止，特别是关于对时局和策略路线的评价问题”。

　　五是表明他们与李立三等斗争的决心。王明在信中写道：“我和其他人决定与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殊死斗争。虽然我们暂时很艰难，要作出自我牺牲，但我们仍把此事看做是自己的义务。”“斗争日益激烈。伊万等人不仅仍面临着被开除而且还面临着对其采取其他措施的威胁。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个人并不太重要，就让个人的命运和生命在这种斗争中牺牲吧。但事业是千百万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事业是永恒的！”

　　六是报告中共党内反对李立三等的情况。王明在信中写道：“在公司目前状况下，所有基层都不满，领导路线已破产，如果我和其他人公开宣传我们与老板的不同看法，分裂是完全有可能的。”“一方面，一些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路线的破产，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和一部分干部的愤怒情绪太明显了。”“可能在公司内部很快就会爆发严重的斗争”。”干部和基层(党组织)都急切地等着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些信的内容，因为这些信能对他们现在和将来的贸易(革命运动)作出明确的答复和正确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