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乳交融，老干部同工人很快成为好朋友

　　八位老干部年龄最大的68岁，最小的56岁，平均61岁。这些党的宝贵财富，党和军队的栋梁、功臣，虽然遭到“文革”冲击，精神上受到了折磨，但是，他们在群众面前，心态平和，平易近人，表现出老领导的宽宏气量。

　　不论是先来的，或是后到的，一到工厂，就主动要求下车间，到群众中去。徐帅因年纪大，身体不好，活动由他自行安排。其他同志都下了车间。一开始到建筑车间。车间负责人为他们找来一箱从废木料上起下来的旧钉子，给每人发了一个马扎、一把小榔头，坐下来砸钉子，就是把这些不能用的弯钉子砸直再利用。干了几天，他们要求能不能找些有点技术性的活儿。经商量，又给老同志们换到了加工车间。这个车间噪音较小，环境也比较干净，劳动强度也不大。车间给他们选了一个工种——研阀门。那时二七厂制造的是蒸汽机车。阀门就是蒸汽机车风泵上用的放水阀。有现成的坯子，经过手工研磨，才成为合格成品。这种活看似简单，如果不经实践，力量用得不当，磨出一件合格产品也并不容易。即使熟练工人，也常出废品。老同志们有个特点，心细，好学。经过短时间的练习，有的已经能够做出合乎要求的产品，其中江渭清尤为突出。他磨出的阀门，数量与质量，都和熟练工人不相上下。工人和老战友问他窍门何在，他说他年轻时曾当过工人，稍懂一点技术。如果说干这种活儿有什么窍门，那就是要细心和耐心，要轻轻地研，慢慢地磨，不要急于求成。还有一位比江渭清同志更了得的是王恩茂同志。他说他是老兵，略晓军工生产，请允许他去生产军工部件的“三七”车间开机器。军宣队同意他去试一试。这个车间的设备比较先进，有些是进口的。他被分到一台西德进口的半自动化铣床学习。他的师傅是全国劳模杨永功的徒弟小左。通过他的勤学苦练，不久，便在师傅的指导下开动机器铣活儿了。经过质量检查员检查合格，再后就单独上岗，同正式工人一样，每天坚持八小时，从不迟到早退。他有睡午觉的习惯，每天中午吃饭后，即到宿舍睡15分钟，从来没睡过头。他是躺下即能入睡，睡着就鼾声如雷，满走廊都可听到。老战友同他开玩笑，说他的呼噜是“高水平”的。有时他也惟恐睡过，交代看门的李师傅:“如果15分钟到了还听到呼噜声，就赶快催我起床啊。”李师傅说:“老王生活太有规律了，用不着别人叫。”我们多次劝他不要太紧张了。每天干半天就行了，他的回答是不感到累。一个56岁的老将军和党的高层领导人，如此严于律己，和工人同劳动，伙食同工人一样，吃大食堂，赢得了工人的尊敬和爱戴。王恩茂性格特别随和，见人必先“老张”、“老李”地打招呼，虽然也有喊错的，但是绝大多数他都认得准，叫得对。工人见他也是无拘无束，称他“老王”，他非常喜欢大家这样称呼他。他同工人一起做工间操，一起徒步到近20里路的门头沟戒台寺拉练。在年轻人面前，他毫不示弱，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边走边向大家高喊“加油”，像当年带兵打仗那样，做宣传鼓动工作。

　　在工人们的要求下，王恩茂还给大家讲万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故事，教育大家不要忘记过去，拿出战争年代的精神，建设我们祖国的现代化。

　　没过多久，他们便同车间干部和职工无话不谈，有了意见或建议，都能直截了当地提出。如江华见到车间地上，到处散落着加工紫铜部件剪下的下脚料，磨研阀门落在地下的铜、铁屑末，他就对负责人魏天书说，我国紫铜开发量很少，价格很贵，扔了太可惜。应该分类收集起来，积少成多，冶炼后还能再利用。从此，车间立下规矩，每天下班前要清扫收存。几十年过去了，魏天书对此还记忆犹新。他说:“那时，他们自己的处境那么困难，心中还关心着国家的建设，保持勤俭节约的作风，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党员的崇高思想境界，深深地教育了我。”

　　此外，他们身处逆境，仍不忘联系群众，关心职工群众疾苦。常通过聊天、拉家常和休息日到工人家里访问等方式，了解群众生活状况。王恩茂、江华都曾到过工人家里串门。看职工居住和生活条件，问家中人口和收入，问除去生活、教育等开支后，还有无结余等等。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反映，这些老干部，能到一个普通工人家问寒问暖，真是人民的贴心人，党的好干部。

　　张宗逊，身为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样与工人打成一片，不嫌脏，不怕累，没有官架子。一次，总参军训部的同志到工厂看望他。他就在车间同大家一起坐在小凳子上交谈起来，谈得口渴了，随手端起一旁工人师傅茶锈积得厚厚的水杯喝起来，他的这一举止，使来看望他的同志们肃然起敬。他们也很重视自身的学习，除了读书、看报，还自行组成学习小组，推举张平化为召集人，学习毛主席著作，讨论时事和国家大事，交流下放工厂的心得体会。有时还建议召集人将其整理出来，作为书面汇报，托我们送给周总理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