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的婚姻

　　陆徵祥自1893年起，在俄国圣彼得堡度过了14个年头，到1906年方才结束他在俄使馆的生活。

　　1897年，对陆徵祥来说，是个阴暗的年头。先是许景澄被召回国，紧接着是杨儒自缢。陆徵祥作为杨儒形影不离的翻译官，详细记录了每次谈判交涉的经过。他自己说：“这些记录反映了我国历史上最悲惨、最屈辱的时代。”驻俄公使杨儒，不就是由于沙皇逼迫他同意让出东三省的主权，清廷对此又迟迟不下明旨，杨儒悲愤交加，才走上绝路的？这对陆徵祥的打击非同小可。他从中接受了些什么教训呢？他没有留下文字资料。令人奇怪的是，第二年，即1898年，他似乎很快就忘却了悲痛，同比利时驻俄公使勒海的亲戚，一位比国将军的孙女培德•博斐热恋起来。两人交往了约一年，于1899年在圣彼得堡的圣卡特琳天主教堂正式结婚。

　　当时使馆上下，包括尚在世的陆徵祥的恩师许景澄，对陆徵祥同一个外国女子结婚无不极力反对。但陆徵祥不顾一切，违背了众人的意愿，完全拜倒在这位体格健壮、谈吐风雅的外国名门闺秀的石榴裙下。他对培德女士可谓一见倾心，不但言听计从，且逢人便夸自己的妻子如何贤惠睿智，如何值得崇敬。他自己说：“这是我生平唯一不听从恩师教诲的一次。”

　　人们很快发现，素来谨慎谦恭的陆徵祥变了。他从信仰基督教改为皈依天主教；剪掉了长得几乎拖到地上的辫子，激烈的行动甚至超出了维新变法的康、梁，以致他每次回国休假、办事，都不得不重新装上一条假辫子，去同清朝官员们厮混。

　　陆徵祥对外籍夫人的钟爱在当时上流社会几乎尽人皆知，伉俪之情为中外人士所瞩目。然而奇怪的是，丈夫自始至终讳言妻子的年龄。人们只知道，陆徵祥结婚时是28岁，却无法推断他那位装束华贵、举止优雅的外国夫人的真实年龄。年轻的陆徵祥对自己的妻子始终用情专一，绝不沾染达官贵人们常有的寻花问柳的通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黄发碧眼女子日益丰满富态起来，她虽然从未养育过一儿半女，但在干瘦矮小的陆徵祥身边却俨然有着母亲的风度。陆徵祥从不提及妻子的出生年月，直到陆徵祥去世后，这一秘密才被他的秘书在清理遗物时发现，原来培德夫人比她的丈夫大了十八岁之多！陆徵祥的身世使他产生一种寻求依护的情感，年长的妻子在他的生活和事业上，实际都起着“母亲”的作用。

　　1912年，陆徵祥首次任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培德夫人被袁世凯邀请来协助接待各国使节夫人，她熟谙礼节，深得各国使节和夫人们的好感。袁世凯称她为“女礼官长”。

　　后来，陆徵祥的父亲因病去世，他从此把培德夫人视作自己唯一的亲人。

　　外交征途如履薄冰

　　1906年后，陆徵祥凭着他一口流利的法语和柔顺的性情，又依仗着他那位黄发碧眼的妻子的点拨，来往穿梭于欧洲各国。他曾调任过清廷驻荷兰的公使，先后参加过两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当然那都毫无实际意义。所谓“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对于备受欺凌的中国，不啻是个讽刺。

　　就拿1907年第二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来说，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由当时驻海牙的公使陆徵祥担任。奇怪的是，中国代表团名单上，仅次于陆徵祥的却是一个外国人——前任美国国务卿约翰•汉森•福斯特。这位福斯特不仅对自己的国籍、身份仿佛一无所知，还专横地把他的外孙，他所疼爱的19岁的杜勒斯定位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陆徵祥又一次深感洋人权威的厉害。他由于长期在国外，同欧洲的上层社会交往，自然会发现外国同中国比，有许多不同处，比如，外国的君臣在宴会上可以一同喝酒、跳舞，而清朝皇帝即使在国势艰危时，仍念念不忘“龙体尊严”。他不明白原因何在，但类似的这些差别，使他在政治上开始倾向“改良”。

　　1896年6月，李鸿章以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为名，带着儿子神秘地来到莫斯科，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密约。陆徵祥在圣彼得堡例行外交礼仪，对李鸿章莫斯科一行的真正内情毫不了解。他在1912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外交总长后，在外交部的档案中才见到这些密约的全文。

　　没过几年，日俄关系紧张起来。陆徵祥恰在这时得知父亲病重，他迫于形势无法回国见父亲最后一面。国事、家事缠身，他感到苦闷、伤感，但他还是努力在外交界活动。1906年，陆徵祥任驻荷兰公使时，还专程去俄国谒见尼古拉二世，接受了沙皇赠赐的大授勋章。这一切都离不开他的外籍夫人的“襄助”。在培德夫人的帮助下，陆徵祥在大小列强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争平衡、求生存。同样，由于夫人的斡旋应酬，他在荷兰同上层人物混得也不错。夫妻俩尽一切可能讲究使馆的排场，并举办各种名目的宴会。在夫人的指点下，陆徵祥在瑞士洛加诺湖畔买下一幢别墅，以培德夫人母亲的名字命名，称之为“盖达别墅”。

　　这一期间，陆徵祥以公使身份，曾受命与荷兰驻华公使贝拉斯在北京举行谈判，于1911年签订了“荷兰领地殖民地领事条约”。接着，他又被派往俄国任公使。他携夫人重返俄国首都，大整使馆屋舍，精心布置，准备举行一系列宴会，这是他在各种矛盾的缝隙中保存个人体面的惯用手法。一个唯唯诺诺、左右逢源的小人物因此被各国使节称赞为“懂得外交”的中国“新式外交家”。在中国被各国垂涎虎视的时候，陆徵祥这样的“外交家”无疑是会受到欢迎的。

　　正当陆徵祥踌躇满志，要广交新友联络旧友时，中国国内的辛亥革命发展到南北议和的阶段。陆徵祥在北京结识的朋友梁士诒密电嘱他联合外交使节电促溥仪退位。驻俄参赞王广祈也力主发电。于是陆徵祥联合驻荷兰公使刘镜人于1911年12月31日发电，促清帝溥仪退位。陆徵祥不知道，梁士诒同袁世凯有何等密切的关系，梁的密电实乃袁的意旨。

　　果然，陆徵祥第二天就收到了袁世凯以内阁总理身份发回的电文，电文表彰陆徵祥“趋重共和”，“拟请留中，毋庸降旨”。陆徵祥受宠若惊，驱帝运动更加积极，过了不到一个月，又发了第二份促电。这份促电得到驻意、日、德、英、奥等国使节们的响应，他们纷纷发电敦促溥仪退位。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王宠惠为临时政府外交总长。两个月后，清帝溥仪接受礼遇终于退位，袁世凯一举夺得总统宝座。他以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阁，唐任陆徵祥为外交总长。陆当时还在国外，接电后复文，表示自己精力、才力皆不足以应付时艰，坚辞不就。国内再三来电，声称陆是早已赞成共和之人，不任职于理不合。陆徵祥与夫人商议后，动身启程，回国就职了。

　　陆徵祥就职后，一切比照法国、比利时的外交机构行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巴黎的外交官制服礼仪为楷模，对他主管的外交部人员的服装款式和脱帽行礼都来了个改革。然后他又搜集了许多资料，打算对外交行政也做一番改革变动。比如对选用人员、经费开支、工作制度等等，他都有过一些规划，应当说，他心里确曾希望前进一步。他努力使古老的中国至少在外交事务上“现代化”——欧化一些，但他的尝试仅限于细枝末节，在关键的、重大的问题上，他不仅无法按一般国际惯例行事，反而还得做出妥协让步。就拿外国驻中国的使节来说，他们的使馆集中于东交民巷，一切事务由他们自己管理，遇有利害关系就集会联合商量对策，形成北京城里的“国中之国”，中国政府无权过问。一个外交总长在他们眼里更算不了什么，陆徵祥是无法按一般外交惯例召见他们的。他只好沿袭辛丑条约的规定，移樽就教，让外交部的秘书走访、联络各外国使节。这一劣习，一直延续到国民党政府的末日。

　　当时的中国，国内政治派别多如牛毛。自1912至1919年，当权人物如走马灯似的来回调换。先是唐绍仪辞职，袁世凯令陆徵祥继任总理。哪晓得这位只会开宴会、点菜单的外交总长对此毫无经验，事先连发言稿也未准备就匆匆去出席议会。他一看数百名闹哄哄的议员就吓呆了，既提不出施政方针，又讲不清阁员名单，文不对题、语无伦次地胡说了一气，全场大哗。结果，袁世凯命他提出的那些候选人全遭否决。他狼狈不堪，当即辞职。赵秉钧起而代之当了总理，梁如浩任外交总长，陆徵祥暂时被安置在总统府内当“顾问”。

　　梁如浩好景不长，上任一个月就辞职，陆徵祥重又上任当他的外交总长。这时沙俄外交大臣企图利用同陆的旧关系，吞并外蒙古。陆的妥协遭到国会反对，他不得不再次辞职。外交总长一职由孙宝琦就任。由于国外各种势力的牵制和影响，国内政治变幻莫测，政治舞台上各式人物来回更替。然而不管怎么换，万变不离其宗，仍然摆脱不了中国受外国列强欺侮的局面。

　　陆徵祥在如此复杂的政治漩涡中，以不变应万变，那就是，竭尽一切可能不卷入其中。他高举“超然主义”的旗帜，标榜自己无党无派，说穿了，就是哪派也不敢得罪。他不过是一个腐朽无能的北洋政府的外交工具而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