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让自己的家获得任何特权或照顾

　　华裔英籍学者韩素音在其所著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一书中认为：“周恩来没有回淮安，因为他明白，他如果回去，他的各门亲戚马上会得到地方官员青睐和特殊照顾……这是难以避免的。”“尽管他在那里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但是他并不怨恨那里的房屋，也不讨厌淮安。他只是不想让他家获得任何特权。”

　　周秉德曾听成元功等几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员算过一次，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两年间，前来敲西花厅大门、自称是周恩来亲戚的不少于100人。

　　1963年7月22日，周恩来在为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所作的报告中，谈到过好“五关”时也曾提到：“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亲戚也不来找我。解放后，来到北京，当了总理，都来了，有100多人。”这些人当中，难免有些人是想要得到特殊关照的。正因为如此，1964年6月，周恩来在京剧现代剧座谈会上再次谈到过“五关”时说：“我常说改造并不是把共产党除外，而是把我们自己摆在里面。每个人都要一直改造到老，改造到死，这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比如：“对亲属问题，建国以后我就下了个决心。我说，我那个家暂时不要回去。为什么？我是个封建家庭出身的人，你回去，你不一定见他，他就可以拿你的名字到处吹嘘，他说他是总理的什么人，那个地方就受压力。”由此可见，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再回故乡淮安，不是因为对淮安没有感情，而是不想让他家乃至家乡获得特殊照顾。

　　事实也确是如此。住在故居的八婶母一次患病，被县委送到淮安县人民医院治疗。周恩来获悉后，写信给淮安县委：“前几日接到县人民医院一信，知我婶母的病最近又复发。陶华来信说你们也常派人去看望和治疗。谢谢你们亲切的关心和照顾。”他在信中还特别提到：“我婶母的病我知道是无法治疗的，今后一切治疗还要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200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八婶母去世后，他再次致信淮安县委的负责同志，寄去婶母安葬费、善后费及尾欠垫款25元，并叮嘱：“我婶母家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以照顾。”

　　周恩来的11个亲属都安葬在故乡淮安东郊的一块普通坟地里。他考虑到坟地会占用耕地，影响农业生产，多次提出平掉祖坟，坟地交公。1964年除夕，按照他的嘱托，周尔萃奉命组织人把祖坟平掉。春节后，周恩来还给淮安县城郊公社闸口大队第五生产队寄来70元钱，“支付生产队平坟工资和赔偿青苗损失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