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波

　　1978年11月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撤销“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结论。由此打破了“反教条主义”运动长期笼罩在萧克将军等人身上和我军建设中的厚厚坚冰，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也因此在思想上进行了一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1950年代我军正规化训练

　　遭遇“反教条主义”

　　建国初期，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军事训练。在周恩来、朱德倡议下，1950年6月，军委下达了任命萧克为军训部部长的命令。军训部成立后，在萧克领导下，按照中央军委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号召和毛泽东关于“五统四性”的指示，指导全军训练工作。军训部参照苏联军队的条令，结合我国我军优良传统和经验，编制了纪律、内务、队列三大条令以及全军统一的训练大纲，为人民解放军开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合同作战的正规化训练，奠定了法制基础。

　　在抓好部队训练的同时，军训部也大抓军事院校教育，建起了包括南京军事学院在内的一系列军事院校，形成了初、中、高三级培训体系，全军院校后来统一整编为91所。1954年11月，在军训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全军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1957年底，由萧克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和党委书记。训练总监部成立后，在军队训练上建树不少。如，1955年在辽东半岛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三军联合抗登陆演习，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前往观摩。训总在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上成绩斐然。训总的工作与学苏联军队是密不可分的。

　　在学习苏联军队的过程中，确有一些人不切实际地照搬照套苏军经验。对这些问题，1954年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对学苏军中照搬照套的偏向在许多方面作了纠正，训总、南京军事学院也在工作逐渐察觉，并予以纠正。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思考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总结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走他们建设中走过的弯路。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有分析在批判地学习外国经验，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照抄，机械搬运，要有选择地学。6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了《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我军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高级机关、军事院校和部队中，纠正学习苏军的偏差，对部队的一些制度、条令进行了必要的修订，避免出现全局性的教条主义错误。8月，刘伯承三次从北京致信南京军事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反教条主义，要求大家学好五个文件。

　　萧克认为正规化与革命化并不矛盾

　　军队中所谓的“教条主义”首先出自对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学评价上。南京军事学院于成立后管理十分严格正规，学员职务不论高低，一律按统一要求，过紧张的集体生活。有人却对这种严格的教学与管理表示质疑，并扣上了“教条主义”的帽子。

　　1957年2月国防部派出了一支工作组开进了军事学院。调查中，大家反映学习有压力很正常，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还提出：“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有人据此便说：“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1958年2月，彭德怀提到：“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萧克不赞同这一说法，于是写了一封信同他交换意见：“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农村，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它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的支持，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的援助，前述情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的口号，理由也是如此。”

　　萧克又引证了政治协商会议总纲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以及彭本人的相关论述，指出“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党中央、军委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和学术来提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

　　不料，这封信后来在“反教条主义” 运动中竟成了“罪证”，说他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