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应负的责任，胡适也列举了四点。一、“容留汤玉麟在热河”。二、“容许张学良在华北，又不督责他作有效的准备”。三、当此强敌压境之日，作为最高军事领袖的蒋介石不北上坐镇指挥，反而逗留在长江流域“剿共”，“轻重失宜，误国不浅”。四、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3月5日发表谈话，说热河不能守至“一星期至七日”。明知如此，为何不电召蒋介石从江西飞回南京“来指挥挽救”？为何不“征召全国最精良军队出关补救”？明知热河不能守而不设法补救，岂不是将国土“拱手让人”？

　　胡适除了将矛头直指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上层，还指出中国“上上下下整个的没有现代化”是最重要的教训。“养兵数百万，而器械窳劣，衣食不周，几等乌合。”一个国家没有现代化，就只能成为劲风里的落叶，利斧下的朽木，刀俎上的鱼肉，不能自存于这个世界。胡适这番话，讲的其实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

　　3月7日，胡适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劝其引咎辞职。信中说:“去年夏间曾劝说先生辞职，当时蒙复书表示决心去职。不幸后来此志未能实现，就有今日更大的耻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华北全部交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国人世人之道。若不趁蒋、何、黄诸公在此之时决心求去，若再恋栈以自陷于更不可自拔之地位，则将来必有最不荣誉的下场，百年事业，两世英明，恐将尽付流水了。”屈于包括胡适来电在内的舆论压力，张学良于3月7日致电国民党中央:“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奚辞……应恳迅赐明令，准免本兼各职，以示惩儆。”

　　3月8日，蒋介石跟宋子文、何应钦商议了张学良的下野办法。3月9日，宋子文、蒋介石先后在长辛店召见了张学良。胡适很关心这次会谈的结果。当天的情况是:首先，宋子文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热河失守，张学良守土有责，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蒋介石个人同样受到国人谴责，正如两人同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下午4时，蒋介石跟张学良晤面。蒋准其辞职，张接受辞职。3月10日晚7时，张学良约见了胡适、丁文江、蒋梦麟等。张学良说，蒋介石要他辞职，他就辞了；辞职后先去意大利，后去瑞士。3月12日，何应钦取代张学良兼代执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权。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任军长。何应钦对东北军表示:“一切照旧，望各安心”。

　　3月13日，蒋介石在保定召见胡适，同行者有翁文灏、丁文江、刘子楷。下午5时见蒋介石，谈了两个钟头。蒋介石说，他实在没有料到日本进攻热河会如此神速。他原估计日本占领热河需要6个师团的兵力。日本在中国没有这么多部队，需要在日本本土和台湾进行动员。他每天都接到情报，知道日本并没有动员，所以判断日本进攻热河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不料日本对汤玉麟、张学良的兵力部署比我们知道得都清楚。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对蒋介石这番话进行了评论:“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这次会见时，胡适还问蒋介石能否抵御日寇入侵。蒋回答:“需有三个月的准备。”胡又问:“三个月之后能打吗？”蒋答:“进行近代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任何官兵为保命而退却。这样做也许可以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是不怕死的。”胡适心想:这其实就是说中国不能抵抗。胡适又问:“那么能进行外交交涉吗？能在不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跟日本进行交涉吗？”蒋回答说，他曾经跟日本方面这样交涉过，完全无效，日本决不肯放弃“满洲国”。

　　1933年5月23日凌晨4时30分，何应钦代表中方完全答应了日本提出的停战条件。5月31日，中方首席代表熊斌与日方首席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实际上是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的事实。通过这种妥协，华北实现了局部停战，换取了四年的苟安，直至卢沟桥事变发生，才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新一页。

　　陈漱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