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刊登“天安门诗抄”被封存

　　在此期间，出于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一些公开的出版物，也在冲破种种阻力，将天安门诗歌公布于世。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刊的《中国青年》杂志社拟定于1978年复刊，复刊后的《中国青年》定于9月11日出版。复刊号有介绍“天安门事件”中勇敢斗争，在“四人帮”疯狂迫害下坚强不屈的青年工人韩志雄事迹报告文学《革命何须怕断头》，还选登了“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万份《中国青年》第一期已全部印完，北京地区已有四万多份邮送到读者手中。

　　但是，当天下午，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韩英接到中共中央一个副主席的电话，具体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四、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中央副主席的命令自然分量不轻，而且这其中孕含着严厉的指责和批评。韩英不敢怠慢，马上将此意见转达《中国青年》编辑部，并宣布刊物停发，等待研究处理。

　　编辑部当即作了认真的研究，并正式写出报告，说明情况，大体内容是：第一，关于题词问题是在7月份即向华国锋请求，后又多次催请无结果，现又出国访问在外；第二，关于韩志雄材料由北京市公安局提供，并经多方查证属实：韩系共青团员代表，共青团北京市委已公开号召向其学习；第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是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第四，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已有毛泽东1948年为《中国青年》创刊号写的手迹，并在复刊词中专门说到“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以示特别尊重。

　　9月11日，编辑部将其上述看法报告给了华国锋及其他几位中央副主席，并同时报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

　　9月12日晚，韩英召集杂志社干部开会传达了他同汪东兴共同商定的对这期刊物的四点意见：一、由汪东兴去请华国锋题词(华国锋已出访回国)；二、增加毛泽东的诗词三首和照片；三、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的“这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四、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韩英还特地念了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有关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的段落，说以上两篇文章与华国锋的精神不符，有损毛泽东的形象。

　　9月13日下午，华国锋的题词送到了编辑部，当晚，编辑部向共青团十大筹委会报告增加华国锋题词和毛泽东词三首，而《革命何须怕断头》与《青年革命诗抄》还是以不改为好。但是，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拒绝了编辑部的这个意见。

　　在此前后，社会上已对《中国青年》出刊受阻事表示强烈的不满，也有人在西单街头贴出《救救〈中国青年〉》的大字报。

　　9月14日，编辑部再次上书华国锋及几位中央副主席，阐述理由，表示最好不要删改《革命何须怕断头》及《青年革命诗抄》。

　　14日晚上，那位中共中央副主席把杂志社小组长以上干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从晚上8点一刻开始，一直开到午夜12点50分。会上，这位副主席说：“刚才第一个是讲出版的组织观念，第二个讲文章内容不符合华主席对天安门事件的估价。华主席在天安门问题上早讲过，为什么有人还在上面纠缠？这样行不行？嘴里讲，文章又那么写，现在还这样干，行不行？内容上有这个意见，叫韩英去谈谈，你们不改也可以。中央不知道，将来你们承担责任就是了。这期《中国青年》没有经过中央审查。已经发了四万一千份，得到了赞扬，你们不要挑这个矛盾，好像中央不让出版，筹委会不让出版。”“童怀周的大字报，贴出来，说不让《中国青年》杂志出版。大字报可以写，但《中国青年》第一期到底发生什么影响，你们要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认为这样行，就按你们意见办。”

　　这位副主席最后说：“已发出的四万一千份换回来。”

　　《中国青年》复刊的第一期，惊动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央主要领导，也引发了上述一系列风波，但历经曲曲折折，终于“敲”定了。从《中国青年》复刊号的前前后后，也可以看出当时党内的思想斗争是多么的复杂，多么的尖锐(张湛彬：《思想解冻的春天》，页244—248；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