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康生和潘汉年再次接我去见恩来同志。汽车开到外滩一座花纱布交易所的楼前，我们下车上了三楼，看到里面有两间写字间，外面还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招牌，什么名称我没记住。外间屋子里放着几张办公桌，坐着十几个人，有的在抄表格，有的在打电话，还有的在做交易所里的各种业务工作，真好像一个热闹的交易生意场所。

　　我们直接走进了里间，见恩来同志正坐在一张写字台前，聚精会神地在观看墙上显示的花纱布行情价格升降表，俨然是一位大老板的派头。见面打了招呼后，康生和潘汉年就离开了，恩来同志亲切地询问我最近身体怎么样。我说，已经好多了。他嘱我注意健康，又表扬我成功地营救了关向应同志，然后对我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他已经叛变自首了，问我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他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我坐在书桌旁凝神思索了一会，觉得恩来同志五四运动期间在天津“觉悟社”的代号为“伍豪”，后来又用作在党中央刊物《红旗》杂志和《红旗日报》上发表文章时的笔名，为党内外许多人所熟知，便马上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恩来同志看后，觉得很满意，当场就夸奖我说：“慕兰，你真是我们的女诸葛，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这件事就请你先去和陈志皋律师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办得既有成效又妥善无虞吧！又说，你工作做得很好，潘汉年同志也很机警能干，你们俩配合得很好。党组织会派人与你经常保持单线联系的，一定要自己小心，多加保重。”

　　当时，他并没有告诉我中央已决定调潘汉年去苏区工作。那时，毛泽东等所指挥的红军已经取得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赣南、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面积和250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形势很好，急需干部开展工作。而白区的工作形势严峻，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党中央的领导受到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王明等人错误路线的危害，加上掌握中央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使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机构受到严重的破坏，许多同志被捕甚至牺牲。中央觉得上海的环境太恶劣，把党内那么多具有很强工作能力和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都集中在上海，非常危险，也不能充分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因此决定把中央机关的许多干部有组织地分批撤退、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去。这样，既使他们能大显身手，更有作为，也是客观斗争环境所迫，不得不如此。不久，党中央也被迫离开了上海，前往江西瑞金。到后来，在上海只留下中央特科的一部分同志以及少数负有特殊使命且又有较好社会身份或工作掩护的同志，我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些留在上海白区坚持斗争的党员，不少人从此就不能再过组织生活，只能跟组织保持单线联系了，这是中央根据形势变化所采取的应变措施！

　　与恩来同志告别后，我拿着起草的稿子找陈志皋商量。陈志皋说：“能为《红旗》的撰稿人辩护，是非常光荣的，我决不推脱(他很钦佩伍豪写的文章，但那时还不知道就是周恩来)；但是照这样的做法，启事一旦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南京国民政府肯定会追究此事，向我查问：是谁介绍认识这个伍豪的？或是谁代表伍豪委托你代登这个启事的？我可怎么回答呢？先别忙，让我再仔细考虑考虑，想出一个既能公开辟谣，又万无一失的安全办法来。”

　　1932年2月，从16日起，敌人公然在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出了所谓的《伍豪启事》，造谣说“伍豪”等243人联名脱离共产党。《申报》是拖延到2月20日才连续两天登载的，但他们紧接着又在2月22日以申报馆广告处的名义在广告版登载：“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想用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使细心的人看出所谓的《伍豪启事》是捏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