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卡佛：平民美国的冷郁闷

　　文/罗豫

　　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是46岁时弗吉尼亚·伍尔芙对女性写作开出的条件。而亨利·米勒40多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经说，他要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也许，类似的遭际才是许多作家的生活常态，“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卡佛的话无奈而又一针见血。

　　雷蒙德·卡佛，一个不折不扣的“平民小说家”，出生于锯木工人家庭，没受过什么文化熏陶，早婚早育，家累甚重，在底层打拼了一辈子，最终英年早逝。文学史上，早年艰辛坎坷者，社会底层的生活经验多成为他们的一种写作优势。但卡佛仍是其中相当容易识别的一个另类。境遇相似的杰克·伦敦和约翰·伯恩塞德等人，尤其能够反衬出卡佛的另类。杰克·伦敦笔下艰辛和坚定的角力，约翰·伯恩塞德笔下深沉的悲天悯人，卡佛的小说里都找不到。他曾这样自嘲道，“我承认我非常羡慕那些以经典模式展开的小说，有冲突，有解决，有高潮。但即使我很尊敬那些小说，有时甚至有点儿嫉妒，我还是写不出来。”卡佛带入自己作品的，多半不是底层生活经验，而是这种经验在情绪上的副作用：“对于我写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来说，优雅地解决困难不仅不合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他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坚持自己的文学诉求，但他的小说极少描写艰辛，对艰辛中的坚定更是不着笔墨。不多的情感，大部分是负面的，如果这种负面情感在结尾减少了，那么对于卡佛来说，就算是大结局了。

　　读雷蒙德·卡佛作品的第一印象，是众多美国梦的鼓吹者，定然不会喜欢他。在那些保守的批判者看来，他的小说“不够乐观”、“集中展现事物的阴暗面”、“写的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没有给美国涂脂抹粉”。的确，他笔下的小人物能让第三世界国家望“美”兴叹的人找到些许心理平衡：原来美国老百姓也是辛苦工作赚钱养家，歇下来只想看电视；他们也做着永远实现不了的梦，凑合着度过平庸的每一天；他们也外表默不作声，内心歇斯底里。

　　卡佛的小说，乍一看像是流水账，仔细一看，是写得挺不错的流水账。平心而论，卡佛远非一流小说家。但他在流水账中倾注的情绪，是相当有特色的。卡佛与爵士时代的短篇作家林·拉德纳有一点很相似：他也看到平民日常生活的乏味、琐碎、无聊，背后的愚昧、平庸、悲哀、无奈。只是他不像拉德纳那样冷嘲热讽、酣畅淋漓。他认认真真记流水账，仿佛没有情绪，内心压抑的郁闷不时通过主人公及其难听的话或歹毒之至的小动作表现出来。

　　《大教堂》是他最著名的短篇之一。主人公的妻子多年来与一位盲人朋友保持联系。一次，盲人朋友终于要来拜访这对夫妇，妻子兴致勃勃，主人公却非但不激动，反而竭力克制自己毫无理由的敌意和鄙夷。和其他一些故事一样，主人公对生活这种无所谓和厌弃相混合的态度，始终是个没有提示的谜题。除了从卡佛自己的生活经历入手，恐怕很难找到别的解释。《大教堂》结尾，主人公在闭着眼睛和盲人一起画画的过程中，绷紧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不是四两拨千斤，而是花大量篇幅在天平一端放了过多郁闷之后，在另一端放一茶匙淡淡的欢欣意思意思。然而，这便是雷蒙德·卡佛。

　　《大教堂》，[美]雷蒙德·卡佛著，肖铁译，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