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不能这么说，我要的就是大家对今天，对这大致一切是信任的，你见到一个人，你见到一个说法，或者在一个会上，对方在说话，你大致是信任的，你同意不同意，你想说什么话，这还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没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担心。你比方说我看到一些美国人在开座谈会，或者一个英国人在学术问题上发言，他不会上前去，不会那么躁动，或者那么要说服别人。因为大家假定这事是在谈学问，他不牵涉到其他事情，他是信任整个状况的，然后咱们来谈问题出在哪里，或者你这么认为，我这么认为。

　　梁文道：对。

　　陈丹青：我们这说说急了。

　　陈丹青：还有一个，他这种不信任，你真的看进去现在学者，艺术家，或者是各种经济群体在一块，其实心里还有另外一个算盘，就这件事情，他的观点出来，我的观点出来，我在这里面的好处是什么？或者我会失去的是什么？其实他在想这个。

　　梁文道：没错，这是最严重。

　　陈丹青：这就是不信任，不安全。

　　梁文道：所以有些会上，他说我不同意什么，我甚至不敢相信，或者不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不同意。

　　窦文涛：是。

　　梁文道：连他说不同意，你也觉得他真的是不同意吗？想这么多事。

　　陈丹青：也许他真的是不同意，但是他不同意的原因不是他说出来的。

　　梁文道：没错。

　　窦文涛：而且这样就变成人人传染，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事没法聊了，比如说开一个工作会，好，某一个人讲这个事我们要这么做，我发现我自己就这样，我会想不是说他说的这个事，我会想这事是得罪他了，还是伤害他的利益了，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进入一个人琢磨人的情况，这就永无宁日了。

　　梁文道：真是永无宁日了。

　　陈丹青：话又不说破，可是意思里跟着大家不舒服。

　　窦文涛：其实咱们今天说的，无论从上海那个时候的人与人的关系，还是说到你这里，我都觉得有一个，人跟人之间有一个不言自明的这么一些东西，就叫常识，他有些不言自明的，这个东西，现在好像越来越乱七八糟，所以就很危险。

　　比如说你看我看一个经济学家，茅于轼讲，我看了之后我都感觉是，你要说心里没有道德底线也不能那么说，实际上有底线，比方说你跟那个街头那个买糖葫芦的买东西，要是真没底线了，那你把钱递给他，他当时就可以说你没给钱啊，你怎么把我糖葫芦吃了，那就崩溃了，实际说到底，人与人之间不管是握手，还是互相为对方留余地，都是一种好像是我们潜移默化的一种不言自明的东西。

　　陈丹青：这主要是失去以后，再要找回来会非常困难，一个规矩不能破，大家约定俗常的那个东西，一旦没有真的很可怕，我们现在还是在面对60年代彻底破坏掉了那个所谓四旧，这些东西都被归入四旧的旧风俗、旧习惯、旧道德、旧文化这些。

　　窦文涛：但是你觉得没有希望立新了吗？

　　陈丹青：蛮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它不知道会以什么形态恢复到当初我们知道的那个曾经好的一个状况，我很难估计。

　　梁文道：我会稍微乐观一点，它可能会透过很现实的互动会产生一些变化，就很多规矩你说为什么不言而明，人很奇怪，人那么多住在一块的时候，怎么让彼此都活的下去呢？刚刚我们说的那些规矩不是一开始有人很聪明，坐在那儿以后，人家跟你打招呼，你要跟人家说早安，这不是有人写出要大家做的，是自然而然慢慢产生的，有时候环境的变化会让大家变的。

　　今天大家都说香港是一个很整洁，在华人社会里面很整洁，很文明，很秩序的社会。公务员奉公守法，不贪污。但是我是目睹这个过程的，就说它70年代还不这样。

　　窦文涛：为，廉政公署就是因为这个。

　　梁文道：70年代你在香港坐小轮过海，坐小船，上头有一个牌，特别旧，上头写不准随地吐痰，它就说明在以前它是随地吐痰的，它这个真的就是70年代开始，短短十几、二十年，我小时候我在街上打的，我在那儿站着，后头有一个人跑到我前头，我们一直比较，看谁往前，就是几年间不是这样了，要变的话会很快，十几年间。所以每次人家问我说中国人的劣根性，不文明，不礼貌，我说不是这样，真不是这样。

　　窦文涛：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