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大二次会议上三作检讨

　　1958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在五月五日召开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周恩来参加八大二次会议所进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就“反冒进”问题继续进行检讨。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他讲一句，我给他记一句，再由我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接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5月5日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报告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毛泽东在5月15日晚间，分别约陈云、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谈话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周恩来和陈云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一次作了检讨。在陈云5月16日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周恩来5月17日作检讨。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检讨中，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他又谈到这一阶段中的思想变化说：自己对毛泽东指出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这一点，“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陈云、周恩来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他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在这样的情形下，党内已经很难再发表不同意见了。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提出总路线的同时，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邓小平认为：“‘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迫于“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周恩来曾想过辞职。他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等人。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这次常委会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决定，具体组成是：财经小组十二人，陈云任组长；政法小组五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六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六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十人，陆定一任组长。6月16日，这个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其中，毛泽东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尽管周恩来的职务没有变，但当时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压力和紧张气氛，使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不同意见事实上已经难以再被提出。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导权。

　　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进”，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建国以来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原因，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粮食短缺，财政连续几年赤字，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困难。党中央不得不对陷入僵局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在困难时期，为了同舟共济，尽快度过难关，周恩来一方面担负起领导国民经济调整的艰难任务，另一方面又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有的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周恩来这种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精神和品格，是多么令人敬佩和感叹！(姜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