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界质疑跟风重译“一窝蜂”——

　　“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温家宝总理的一句话，让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写于近2000年前的《沉思录》一纸风行，成了2008年度畅销书第一名。

　　《沉思录》走红，各种译本竞出。据本报记者检索，国内出版的《沉思录》现已有26个译本，其中18个译本是在2008年一年里集中推出的，涉及14家出版社、20名译者。去年从年头到年尾，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新译本的《沉思录》面市，有时候一月两本。如此跟风，让读者无所适从——不少网友发帖求助：“碰到麻烦了，《沉思录》哪个版本好？”

　　“名著重译太多是浪费”

　　“据我所知，国外基本上每30到40年重译一次经典名著，这是语言经过一个代际的发展后必然的需要，所谓一代人读一代书。”《世界文学》杂志主编、法国文学翻译家余中先说。

　　“在我国，现代汉语变化较快，包括受到翻译文学很大的影响，所以不必拘泥于30年出一个新译本；但像《沉思录》这样，从1988年引进至今，20年里出了26个版本，实在太多了！国内出版界的跟风现象比较可怕。”

　　世界名著重译成风由来已久，像司汤达的《红与黑》，不同的译本已不下10个；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也有了七八种译本。对此现象，余中先直言不讳：“重译太多是浪费。世界名著有三种，最多四五种译本就足够了。”他认为，只有当中文发生了深刻变化，昔日译者用的语言给当代人的阅读理解带来了一定困扰，才必须重译。以此标准，大量世界名著目前并没有重译的必要。

　　余中先反对大量重译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如今翻译者的水平不太放心：“让人眼前一亮的翻译还是太少。”他说，世界名著的主要阅读群体是学生，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除了意思准确，还有保留原著韵味、文风等高要求，如译者不能专注投入，就难以保证质量。“像《沉思录》这样艰深的哲学著作，有几个较权威的译本供读者选择就够了。”

　　“‘一窝蜂’会坏了译作名声”

　　“中国的重译非常多”，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吴洪熟知情况。尽管如此，听说《沉思录》一年当中冒出18个新译本时，他还是有点吃惊：“这么多版本中，恐怕有涉嫌抄袭和侵权的，甚至会有盗版。”

　　“重译一般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已有的译本非常好，但涉及版权，出版社只能借重译的名义来出版，这属于无奈之举；一种是以前的译本由于种种局限，译文有缺陷，需要重译还其原貌；另一种就是某种书畅销了，大家‘一窝蜂’地跟风翻译出版，这是国内特有的现象。”

　　吴洪说，由于门槛比较低，越来越多的出版社介入了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这是件好事，但也带来了副作用：“很多重译，不是真正为求得译作的尽善尽美而重新翻译，是为了经济收益。有的出版单位看中海外某本畅销书后，先把版权抢到手，合适的译者找不着，就随便拉人，编辑的水平也不够，没法把好关。结果时间是抢出来了，但译本质量很差。这种为了一己经济利益的做法，既浪费了资源，也误导了读者。‘一窝蜂’会坏了译作的名声。”

　　吴洪强调：“重译是传播文学过程中的手段而非目的，重译是严肃也是必要的工作，成立于1978年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正是从重译一批经典名著起家的。有责任心的出版社不会为了炒作而重译，假使涉及版权问题，必须另找译者，也应该力保新译本不比前一个版本差。”

　　“请译者先自问‘能否超越’”

　　“在同一个时代里，一本名著有两三个译本，读者可以互相参照着读，这对文化传播是有价值的，对读者是有好处的，但弄出20多个译本，就不太正常了，这里面真正有价值的只有四五个版本吧。”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的法语翻译家袁筱一说。

　　“我本人不特别反对重译。”袁筱一曾重译过卢梭的名著《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和米兰·昆德拉的名著《生活在别处》，因为“真正意义上的重译，是把翻译当作严肃的、创造性的工作”。她对记者说：“重译之前，译者应该先扪心自问：第一，文本是否有重译的必要，如前译曾被删节或一些译文不准确；第二，自己的译作能否保证质量；第三，最重要的，你的工作是否有超越前人的价值。”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重译就是一种浪费，无聊至极，”袁筱一说，“不过，有些出版社并不把翻译当作一件严肃的事情，不把它当创作，只是匆匆出手，填充市场。在他们看来，译者是谁是无所谓的。”

　　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