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风流”，就像魏晋风度一样，令后人景仰。这里有陈省身、朱自清等一大批当时顶尖级的学者、教授，也有杨振宁、汪曾祺等日后的精英人士。

　　本书参考了众多回忆性文章，还原了西南联大师生跑警报、泡茶馆、看电影、唱昆曲等日常生活，展现了抗战时期这一特殊大学的动人风貌。

　　师生都爱泡茶馆

　　“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这是春城一度的流行语。联大的图书馆条件简陋，茶馆便成了联大学生延伸的课堂。联大人还发明了“泡茶馆”一词，昆明本地话说“坐茶馆”。“泡”是北方人的习惯用语，意指在茶馆呆很久，甚至废寝忘食。许多同学的毕业论文都是在茶馆里完成的，不少老师在茶馆里批改作业，一些名家大师也是从茶馆起步的。

　　汪曾祺回忆联大生活时曾说：“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李政道打比方说，联大时期的昆明茶馆有些像20世纪巴黎的咖啡馆。赵瑞蕻说，“泡茶馆”已成为联大师生(尤其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那时，联大附近如文林街、凤翥街、龙翔街等，有许多本地人或外来人开的茶馆，除喝茶外，还可吃些糕饼、地瓜、花生米、小点心之类的东西。

　　联大的师生为何爱“泡茶馆”？原因有二。其一，联大读书，没有固定的教室，自修往往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图书馆当然好，但常常没有空座位(那时西南联大有学生两三千名，图书馆却只能提供不到二百个座位，所以每天抢占座位成了学校最热闹的事情)。宿舍里光线太暗，阴冷，潮湿，同样没有书桌，而且也嘈杂，所以昆明的茶馆成为联大学生“延伸的课堂”。其二，有一段时期，昆明的电力超载很多，晚上用电高峰时间，电压常降到160伏以下，白炽灯泡微微发红，怎么能看书呢？进茶馆。读完书，温习完功课，娱乐就在茶馆，在茶馆聊天，打桥牌，或者下棋。

　　和学生相比，联大的教授泡茶馆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赵瑞蕻在《离乱弦歌忆旧游》书中回忆：“街上也有几家咖啡店，我记得昆师门口有一家‘雅座’；北门街上那个店叫做咖啡之家更神气点。我记得燕卜荪先生喜欢独自坐在那儿，边喝咖啡，边抽烟，边看书。”师生聊天的场所不限于茶馆，刚走出小茶馆，又在小吃摊相逢。师生们多半是走进一个小食店，随意吃碗“过桥米线”或者饵块(一种籼米做的白色糕，切成一片片的，配上佐料)，那也是大家时常见面聊天的场所。

　　汪曾祺还有一首诗，回忆当年泡茶馆的时光：水厄囊空亦可赊，枯肠三碗嗑葵花。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束光阴付苦茶。

　　苦中作乐打桥牌

　　在朱自清的日记中，经常看到清华大学教授打桥牌的记录。1939年3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打桥牌，大家决定下下星期起，两周一次桥牌例会。我老是输，甚灰心。”一个星期后的3月11日，朱自清“阅完试卷，在柳家桥牌”。柳家，大概指柳无忌家，朱自清稳定的牌友是浦江清。4月23日，星期天，朱自清参加陈福田以及陈岱孙的桥会，并在那里吃晚饭，“菜饭甚佳”。

　　清华大学教授闲暇打桥牌在战前北平是平常的娱乐，他们将这一娱乐活动延续到昆明。不仅文科教授喜欢，理科教授似乎更爱打桥牌，甚至上瘾。我们来看一看联大理科教授如何打桥牌。

　　战争初期，生活已很艰苦，但教授们还能苦中作乐。每逢周末，紧张工作之余，在吴大猷家有两桌桥牌“牌战”。陈省身是常客之一，在南开时他就以擅打桥牌著称。吴大猷夫人阮冠世也是桥牌高手。唯有吴大猷的水平不及格，仅能在一旁观战。他自己并不喜欢打牌，只是为了让别人快活而已。

　　有时“清华队”向“北大队”挑战，事前说好，输的那队就做当天晚餐的东道主。晚餐虽无美味佳肴，但以量取胜，餐后总有剩余，大家便让最年轻的陈省身和大肚汉吴大猷负责“扫荡”。

　　吴大猷在其著《回忆》中写到这一段难忘的时光：

　　1939年冬，我又从北仓坡迁到西仓坡若园巷，那是当时内政部周部长的住宅。周大少奶，正好是我在密大的同学袁丕济的侄女。我们和程毓淮兄嫂分住在正楼下的五间房子里。我们由原先次长的房子，跳到部长的房子，也可算是“高升”了。

　　我们每周末都有两桌牌战(桥牌)，常客有陈雪屏、陈省身、刘晋年等。冠世很喜欢打桥牌，可我的“技术”都不及格，只好坐在一旁，一有空就做些打字等不需要专心的工作。有时汤佩松等带来的“清华”队和我们作所谓duplicate桥牌战，事先约定好，输的一队，就做那晚晚餐的东道主。他们来挑战，我们总可以大吃他们一顿，到底大家都是文人，胃口均不是很大，加之菜又预备得多，因此每顿都有很多剩余。这样大家都挑了我和陈省身二人，由我们负责“扫光”。

　　打桥牌在学生中也盛行，有时，师生同乐。联大外语系学生许渊冲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约陈省身、许宝马录两位教授打过桥牌，因为错把‘三无将(3NT)’改打‘四红心(4H)’，失去了战胜两位数学大师的机会。”

　　打桥牌如果上瘾，可能影响到同事的休息，吴宓对牌战就大发牢骚。

　　1941年前后，吴宓住玉龙堆联大教授宿舍。多人共居一室或里外间，难免相互干扰。吴宓与陈省身住里间、外间很乱，通宵打桥牌、抽烟是常有的事。试看1941、1942年吴宓日记中的几则：

　　11月18日晚8：00寝，而诸人在堂中斗牌吸烟，致宓直至夜半不能入寐。烟刺宓脑齿并痛，苦闷极矣！1月9日，外室诸人斗牌喧闹至深夜。

　　1月24日，是日，同舍诸君，共客在外室斗牌，凡二桌，自下午2：00至夜1：00，喧闹特甚。

　　有的联大教师痴迷打麻将，以致小偷乘空而入竟不知。

　　作为教务长的潘光旦，写了一封信贴在他们客厅的门柱上，大意是希望他们玩要有“度”。又说：其实打麻将没有什么不好，娱乐一下也不错。我也喜欢打，偶尔玩玩，只是应当找个合适的时间。最后说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不妨找个礼拜天，到舍下摸几圈如何。他这种幽默的批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家会心一笑。从此，滥打麻将的现象不再发生了。

　　联大教授爱昆曲

　　在战时的昆明，联大的教授爱好昆曲。

　　清华大学迁移长沙和昆明之前的战前岁月，俞平伯许宝驯夫妇好昆曲，以他们夫妇为中心，吸引了昆曲知音，浦江清、许宝马录、沈有鼎、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谭其骧等人，他们成立“清华谷音社”，俞平伯发起并任社长，定期雅集。

　　在战时的昆明，从北平而来的教授、文人、艺术家，不乏爱好昆曲者。我们不妨透过老舍到昆明访问时的日记，看看联大教授们战时的文化生活：

　　许宝马录先生是统计学家，年轻，瘦瘦的，聪明绝顶。我最不会算术，而他成天地画方程式。他在英国留学毕业后，即留校教书，我想，他的方程式必定画得不错！假若他除了统计学别无所知，我只好闭口无言，全没办法，可是，他还会唱三百多出昆曲。在昆曲上，他是罗莘田先生与钱晋华女士的“老师”。罗先生学昆曲，是要看看制曲与配乐的关系，属于那声的字容或有一定的谱法，虽腔调万变，而不难找出个作谱的原则。钱女士学昆曲，因为她是个音乐家。我本来学过几句昆曲，到这里也想再学一点，可是，不知怎的一天一天地度过去，天天说拍曲，天天一拍也未拍，只好与许先生约定：到抗战胜利后，一同回北平去学，不但学，而且要彩唱！

　　老舍文中提到的联大教授，当时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钱晋华女士是联大外文系教授袁家骅(著名语言学家，在联大开展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和研究)的夫人。罗莘田是老舍的好友罗常培，罗常培去世后，老舍在悼念文章中也提到他唱昆曲：“他会唱许多折昆曲。莘田哪，再也听不到你的圆滑的嗓音，高唱《长生殿》与《夜奔》了！”

　　查浦江清1943年日记，也见有教授们唱昆曲之记载。元旦那天，“晚饭后，陶光来邀至无线电台广播昆曲，帮腔吹笛。是晚播《游园》(张充和)、《夜奔》(吴君)、《南浦》(联大同学)，不甚佳。”

　　浦江清是联大中文系教授，专讲“词选”、“曲选”等课程，对昆曲有精深的研究，对唱曲要求高，故有“不甚佳”的评语。

　　与昆曲相比，查阅到的联大师生与京剧的资料少。但毫无疑问，北大和清华的教授们喜欢京剧，像杨振声、梅贻琦等人都爱好京剧。

　　秦泥执笔的《联大叙永分校生活纪实》文中提到，当时娱乐活动极端缺乏，1941年春节，学校放假唱了几天京戏，戏班子是爱好京剧的同学自己组织的。在叙永分校就读的张之良在《我的大学生活》文中也写道：

　　春节到了，由杨振声教授支持唱了五天京戏。记得有一个剧目是《苏三起解》，是工学院姓王的同学主演，他在北平时，从小在家请家庭教师教戏，所以表演唱腔均好。后来这位同学中途辍学，参加中印空运工作，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牺牲了。

　　电影院里乐趣多

　　除了玩桥牌之外，电影也是联大同学最普通的娱乐。因为物价的高涨，音乐活动在这里仅限于唱唱歌，或是到美国领事馆及附近的学生服务处、文林堂听听唱片音乐；而运动方面，打打球还要考虑到鞋子的“损耗”，其他就更不必道了。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道：“在昆明的时候时常看看电影，而且也不贵，一个月总可以看上两三次，昆明七年我大概看了总得有两百多场。当时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新建的，设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

　　电影分为几种，一种是时事性的纪录片，比如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再比如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片子很快就公映了。

　　另一种是故事片，很多是描写二战的，像《卡萨布兰卡》(当时叫《北非谍影》)、《魂断蓝桥》，再比如《东京上空30秒》，那是顶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春天美国就炸了东京，电影里演的就是那次轰炸。在何兆武的记忆中，还有一部电影讲二战海战的，看了以后才知道，那些潜水艇里的人要时常照日光灯，补充一些紫外线。

　　文艺片很受联大师生的欢迎，《简·爱》、《乱世佳人》都在昆明上映。还有音乐片，像讲施特劳斯的《翠堤春晓》，音乐非常好，有联大学生看了五六遍，里边的插曲大学生都会唱。《葡萄春满》，讲的是舒伯特的一生。还有《一曲难忘》，写肖邦的。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片名的翻译，和林纾翻译的外国名著的名字非常相似。何兆武说：“据说当时担任电影片译名工作的是吴宓老师，不知确否，不过从某些片名来看，如《卿何薄命》、《魂归离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之类，很像是吴先生的风格。”

　　汪曾祺刚到昆明时，电影院里放的都是美国电影。有一个略懂英语的人坐在包厢的一角以意为之的加以译解，叫做“演讲”。有一次在大众电影院，影片中有一个情节，是约翰请玛丽去“开餐”，看电影“演讲”的人说，玛丽呀，你要哪样？楼下观众中有一个西南联大的同学大声答了一句：“两碗闷鸡米线！”这本是开开玩笑，不料“演讲”人立即把电影停住，把全场的灯都开了，厉声问：“是哪个说的？哪个说的？”差点打起群架。

　　关于电影票斗争最后的话是联大的历史系吴晗教授说的。他说，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曾对逮捕他的人说：“别杀我，我会给你一个王国。”在中国，却是“别开会，我会给你一张电影票”。

　　○摘编自《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

　　刘宜庆　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