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3日电  圆明园兽首将被拍卖的消息牵动人心，旅法的华人华侨也十分关注此事的进展。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部分旅法专家、学者和华侨华人代表日前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报道中称，“索宝事件”涉及广泛，除了法律以外，还牵扯到历史、文化、外交等诸多因素。欧洲时报联合人大欧洲校友会邀请了华侨华人代表、法律人士以及各方学者，就中国有无权利追讨文物、中国政府是否应作为原告、回购文物是否会繁荣文物贩子市场、以及中国应加强国际话语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现将讨论内容整理如下：

　　坚决支持追讨流失文物的行动

　　陈胜武(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

　　100多年前英法联军抢掠了中国圆明园，今天把赃物在这里拍卖，而我们现在身处在一个文明的时代，用怎样的方式去解决这一历史问题，我认为应该呼吁中国政府出面。

　　我认为，我们作为海外华人坚决支持追讨流失文物的行动，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我们将义不容辞。

　　中国政府做原告不可取

　　石仁林(法国德垣律师事务所创建人，巴黎上诉法院律师，法中律师与法学家协会副主席)

　　诉讼时效是法律人的悲哀

　　这件事无论从历史意义还是从学术意义或者法律意义都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新启蒙。据我所知目前没有一个案例是通过法律途径将类似的一个国家文物讨回去的。

　　这是作为法律人的悲哀。关键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下的国际协定并不是在时效上对原来这些处于劣势的国家有利。实际上本来是没有时效的，在协议推出之前，从逻辑上来讲，这是我的财产什么时候都可以要回来，产权是不可改变的，而一旦签订时效协议以后，表面上我是保护你，实际上我把你的后路给断了，让你再没有诉讼的依据了。

　　中国政府做原告不可取

　　从普通的法理上来讲，即便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诉讼时效之内，我们有没有这个诉讼权利呢，也很难说。因为从法律上来讲，不要忘记那些抢劫的人不是贝杰也不是圣罗兰，正常情况下他们获得这些文物的途径应该是合法的，从这一点来讲，就算没有过时效，也没有办法追诉这个产权。

　　仅仅通过民间的活动与诉讼还是有障碍的，贝杰和圣罗兰不可能成为被告，成为被告的应该是英法联军的那些人，政府也不可能成为原告，到法院里去告一个人，因为这样无形中好像放弃了自己的主权去接受另外一个法庭的管辖，这也是不合适的。

　　化文物追讨为国际公关

　　姚蒙(历史学博士 旅法学者 记者 欧亚协会秘书长)

　　圆明园从康熙时代就开建，经历雍正、乾隆两代的扩建、修整，五分之一是西洋园，12生肖铜像原位于圆明园一个扇形喷水池上，各个铜像会按照它所代表的时辰喷水报时。

　　中国的历史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后来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包括各国列强对中国大规模的烧、杀、抢，这个历史债是一件事。从历史上一定要搞清楚中国是受害者，这些东西确实是被掠夺的。当然我们没有明确证据，拿出清单说这件物品是被谁拿走的。

　　既然中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流失文物的两个国际条约，我认为就应该中国政府出面。即使讨不回来，也要发表声明。这是中国一个重大的公关行为，这是其一。

　　其二，可以借此机会把中国受屈辱的这段历史让这些西方文明国家反思一下，知道他们过去干了什么，而现在很多西方人是根本不知道的。我认为讨不回的可能性非常大。程序法不行，实体法也不行，证据不足，原告也不存在。怎么讨？但是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是公关行动。我们的意义是借此机会让人听见中国的声音。

　　让世人看看18、19世纪中国遭受了什么样的屈辱，你们今天还在继续侮辱我们，在巴黎拍卖我们被抢走的东西，还大肆炫耀这个值多少钱。我们不能说拥有人有罪，因为这是拥有人的私人财产，这可能是他从别处买来的，但是我们抓到一点，就做出反应。这对中国正面形象的塑造非常有利。不管法国政府出面阻止有没有效，但我们可以这么要求。另外，我们应该站在超出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来考虑。

　　反观法国社会舆论，像观点报，新观察家都报得很恶劣，说中国民族情绪上升，说追讨是没有根据的，法方有正式的法律依据，为什么不可以拍卖。法国读者看完后，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应该借此机会把历史事实向法国民众讲清楚。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重大的关键时刻，从公关角度来说，应该中国政府出面。这是我非常明确的一个观点。我建议以后凡是碰到有关拍卖中国流失文物我们就按这个惯例处理。

　　毫无胜诉的希望

　　李隼澂(辅仁大学法学硕士，巴黎一大法学博士)

　　就法律行为而言我们毫无胜诉希望，应该把它定位成有文化意义的司法政治行为。有文化意识是这件事不能单纯从法律途径来看，在法律上是必输的，因为这些规则已经定的非常清楚，从罗马法时代任何东西都要有时效限制，就算赃物也要受其时效保护，这时世界的通理，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历史的巨轮就是这样往前走，和道德的晋级不合拍。

　　目前我们可以提出两道行为：第一个是紧急程序，要把这件事情先叫停下来。第二个是考虑提出针对未知被告的诉讼，(plainte contre X)，这是一场文化意味的战争，我们告一个未知的被告，法院就要去调查，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因为在不断地调查，不断出庭的过程中，中方人士就可以不断地在庭前面开记者会，把历史的真相还原给西方民众。

　　占据道德制高点，取得话语权

　　孙涛(巴黎一大法学博士。曾任华为技术公司西欧地区法务主管，现任职英国诺顿罗氏国际律师事务所巴黎分所高级律师、中国部总监，同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欧洲校友会会长，全法中国法律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有权讨还国宝吗？

　　依据1970年中国加入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和1995年加入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外交手段交涉追索非法外流文物。但以上公约不具有溯及力，无法规范百年前的战争劫掠物。尽管中国政府已有明确声明，不放弃追索此前流失海外的文物，但是这只是单方面主张，一般不被文物所在国承认。

　　应取得国际话语权

　　我的建议是：

　　一、根据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单方面坚持主张无期限追索权利；

　　二、国家文物管理部门建立健全流失文物数据库，最好建立专门机构负责流失海外文物的国际联络和追索工作。

　　三、民间与国家力量呼应，中长期文化战略是开展国际公关行动、率先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占据人类道德制高点，取得话语权！

　　2002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等18家欧美博物馆曾联合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这18家西方国家博物馆的声明是单方片面的：它仅仅考虑到占有事实而忽视相关文物所属国的文化利益，更重要的是没有顾及流失文物应该复归到其隶属的本位文化母体中。

　　这是一个国际关系的问题

　　宋鲁郑(多家海内外媒体时事撰稿人，旅法山东同乡会副会长，旅法中国同学会副会长，巴黎文化沙龙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海外文物流失的产生和解决都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从实践来看，中国能够讨回这么多文物，没有一个是通过法律诉讼办到的。这是一个外交问题，一个国际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国际道义的问题。

　　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要不回文物

　　1995年的这份国际公约表面上看来是帮助受害国追讨文物，但它实际上是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不让追讨文物。“在任何情况下，自文物被盗时起50年内提出”，就是说虽然我发现文物被盗我提出了，但是超过50年了就没有追溯力了。

　　往前推50年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是西方对国际事务的控制力迅速衰退和减弱的时期，他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通过武力等手段去掠夺这些文物了，他们只能靠这样的公约来保护已经掠夺到的文物。

　　从这个条约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一百多年来国际社会所制订的一切游戏规则都是由西方人主导的，在这样的国际规则中，按照他的规则来要回你的文物这是不可能的。

　　考验法国人的智慧

　　回到现实，我们还是需要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鼠首、兔首去拍卖，我有一个想法，这就要考验法国人的智慧了，比如说空客公司和中国有很多的贸易合作，那他能不能以民间的方式将它买回来，再由法国政府送还给中国。当然现在中法关系非常紧张，他也不可能为这个事情去道歉，但是这种方式可以说就打中了我们民族主义的软肋，满足了所谓民族主义的虚荣心。空客公司做过类似的事，比如去年四川地震的时候他就曾以民间方式将救灾物资送到四川。

　　最后一点，大家都知道2002年的大英博物馆发起了一个协议，提倡不归还馆藏，那我们能不能采取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签署一个协议，承认归还这些文物主权归我们，但是我们承诺一年比如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时间放在你们博物馆展览，这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法，这些都需要智慧。

　　不能繁荣文物贩子市场

　　朱人来(旅法华人，从事文化艺术品行业)

　　中国政府拒绝“回购”的态度十分正确十分重要，否则将让国人体验再次被浩劫之痛。不惜代价、不讲究方式回收文物既绝非上策也没有多大意义。

　　目前问题的中心很明显集中这两件文物的商业价值上。文物贩子利欲熏心，中国流失在外的文物数量也多，以后类似的无耻秀还会出现。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让此类被掠夺文物失去其商业价值，也就是说失去商业市场。今天谁都不能想象会有人去偷《蒙娜丽莎》或其他著名艺术作品到市场去买，因为没有市场，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

　　具体做法无非有两个方面，首先，中国民众必须有明确的态度和共识，拒绝任何购买的方案，因为购买只会繁荣文物贩子的市场，以理智的姿态代替冲动的民族主义。再者就是告知世人炒作和购买这类掠夺文物都有窝藏之嫌，是无耻之举，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并鼓励和欢迎帮助和促成文物回归的所有友好人士。

　　这是一场正义和无耻的较量，这是一次人类文明进步的跋涉，艰难而责无旁贷。

　　(通讯员王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