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先生“同”的一面在于面对质疑时的殊途同归,不去直面,却顾左右而言他。总之,李院士不能用造假者的“个人行为”就把责任一推了之,文先生不能指望一句“问心无愧”就可以宣告清白。

　　对李连达先生涉嫌论文造假的举报言犹在耳,文怀沙先生的面目如何又成了公众瞩目的焦点。自2006年,由李连达领导的实验室共有16篇论文涉嫌造假、抄袭、一稿多投,全部文章均有“李连达”的署名,而实验室自2004年成立以来总共才发了20多篇论文。文怀沙先生被学者李辉就年龄、人品与学术提出“三疑”。一个事关院士的形象,一个事关国学大师的形象,不为舆论所密切关注才怪。

　　举报与质疑既出,关心的人们自然都想明了事情真相。很遗憾的是,从被质疑者的表态看,他们“存心”是把公众推向质疑的一方。李连达先生是通过公开、严格程序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货真价实；文怀沙先生则是不知什么人什么时候掷过来一顶“国学大师”的帽子就戴上了,山寨的意味更浓一些。我所说的两先生的“异”就在这里,“同”的一面在于面对质疑时的殊途同归,不去直面,却顾左右而言他。李连达先生认为举报者的举报动机有问题,文怀沙先生干脆只是发了个“启事”,声称自己生于“一九一○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俱不足信。后世史家当以此为据,无劳辨析”。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两人的态度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不得不承认的是,李连达先生尽管“没有造假的动机”,但是有造假的事实,论文书名的白纸黑字摆在那里。但他的转移视听,导致事件由于卷入了太多的利益背景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仿佛造假之事不那么重要。有人说,质疑文怀沙先生的年龄没有意义,谬矣。年龄造假的话,文先生生命中不少风光的履历便不攻自破。其实,他们要证明自己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李院士针对举报者提出的那些我们不懂的专业问题一一向公众释疑；文先生把自己的履历说得更具体、更明确即可。就算是1910年出生吧,像诸多古人那样来个自撰年谱,或者单挑重要年份的具体事宜,如在哪里上什么中学、大学,后来在哪里任教、任职等开列出来。倘如此,二人自然能封住举报者或质疑者的口。总之,李院士不能用造假者的“个人行为”就把责任一推了之,文先生不能指望一句“问心无愧”就可以宣告清白。

　　在“大师”泛滥的时代,该倒掉几个就倒掉几个,没什么好惋惜的。但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终身荣誉称号,能够当选为院士,对科学家本人来讲是一种崇高的荣誉。但当选本身,只是对院士本人以往科研工作获得成就和实际贡献的一种认可,并不表明其就此就变成“学术权威”。不仅社会各界需要一个平和的心态对待院士称号,院士本人也应当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为社会作出表率。我以为,当今应当多一些“发难”者,就像李辉先生所坦言的,自己的行为“是真相求证,非道德评判”,从而使“历史尽可能接近于真相”。但两先生的殊途同归,表明达到这样的愿望恐怕很难很难,历史也许从来就该是一团迷雾。

　　作者：潮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