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和曹聚仁：因一顿饭而结怨

　　穆易

　　丰子恺与曹聚仁，是相熟较早的同学。早年，他们所入的，是当时在国内颇负盛名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丰子恺比曹聚仁早入校两年。他们又可称为同出于后来出家的弘一大师门下。当时虽不甚接近，可同学之谊，也是有所建立的。后来丰子恺与人创办了“立达学园”，又应朋友之邀，担任开明书店兼职编辑，曹聚仁因为从事教书写作，在这些地方也与丰子恺时常相见，再加一层同学关系，应该说，相处颇不错。可是，由于心性、学养等因素，曹聚仁对丰子恺于佛学的用心，丰子恺对曹聚仁信任的唯物史观，相互并不多么感兴趣。这在文人之间，也是很正常的事。其他问题，他们还很能谈得来。按曹聚仁后来的说法:够得上是老朋友。

　　可后来，因为一次偶然的见面，他们之间竟产生了隔阂。这隔阂，导致了他们的友谊中断。

　　1937年，抗战军兴，正在自己的缘缘堂安宁作文绘画的丰子恺，被迫踏上了漫长而坎坷的逃难之路。时已冬季，丰子恺带一家人沿钱塘江逃难到了兰溪。兰溪是曹聚仁的家乡，当时他正好又在城中，危途遇故人，那种亲热是能够想象的。曹聚仁马上将丰子恺全家安排在自己的一户亲戚家，还替他们安排了去往金华的交通工具。这一切弄毕，他还尽自己所能，给友人一家设置了相对齐全丰富的晚餐。这种特殊情形下的聚餐，滋味一定非比寻常。可不幸的是，这一餐饭吃出了问题。这是他们当时饭间的一番话引起的。据丰子恺回忆，在席间，曹聚仁忽然问:你的孩子中有几人喜欢艺术？丰子恺带着遗憾回答:一个也没有！曹聚仁当时便断然叫道:很好！

　　当时席间，还闲谈了许多话，可曹聚仁的这样说法，叫丰子恺感到想不通，也有些不舒服:为何不喜欢艺术还“很好”？不长时间，曹聚仁辗转到了桂林。当时开明书店也在此复业，由书店办的极有影响的《中学生》杂志也复刊了。主持者宋云彬见到曹聚仁，便约他写稿。想到与丰子恺在旅途相遇及交谈之事，他便将此记述了下来。文章除去引录了丰子恺谈到日军残暴行径，还记下了丰子恺当时的愤恨之情。由此引申，曹聚仁在文章中说:“‘慈悲’这一种观念，对敌人是不应该留存着了。”并且涉及丰子恺付出很大心血绘制的《护生画集》。有些话在观念不同的人听来，味道很不同的，领会起来自然会发生歧义。

　　曹聚仁文章写成发表，由于涉及名人，又是一贯强调“护生”观念的丰子恺，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在编辑宋云彬眼里，文章相当生动，在战争期间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此时的丰子恺，从长沙到了汉口，在这里，听见有人传言那篇文章:“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丰子恺一听，大为吃惊。在那次吃饭席间，自己也许说过许多话，可决不至于使曹聚仁引出《护生画集》可以烧毁这样不良的印象呵！他想起了席间曹聚仁听说自己孩子中没有人喜欢艺术，而曹聚仁断然叫好时，仿佛猜测到了曹聚仁对世事的认识和说这些话的缘由。

　　在丰子恺看来，曹聚仁所谓“《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的想法，应该是眼下是战争，“不必要护生”的意思；换句话说，即是现在可以提倡“救国杀生”了。这在丰子恺看来，决不应该如此。“从皮毛看，我们现在的确在鼓励‘杀敌’。这么惨无人道的狗彘豺狼一般的侵略者，非‘杀’不可。我们开出许多军队，带了许多军火，到前线去，为的是要‘杀敌’。”

　　可这只是表象，从深一层去考虑，丰子恺认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杀敌”？因为敌不讲公道，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具体到自己与弘一法师等人合作的《护生画集》，丰子恺认为:都是为爱护生灵的画。当初一些人见到这部《护生画集》，有许多议论。例如:“今恩足于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欤？”又有一些人说:“用显微镜看，一滴水里有无数小虫，护生不能彻底。”对这样的议论，丰子恺认为，这些议论都是只见皮毛，未加深思；是拘泥小节，不知大体。按绘制《护生画集》的初衷:“护生”就是“护心”。爱护生灵，劝诫残杀，可以涵养人心的“仁爱”，可以诱致世界的“和平”。

　　那么，对于眼下曹聚仁以为“《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的说法，丰子恺当然不能同意，即使在战争期间。那么，在当时应当如何理解和实践“护生”思想呢？丰子恺写出一篇文章《一饭之恩》进行回答。他认为:“现在我们中国正在受暴敌的侵略，好比一个人正在受病菌的侵扰而害着大病。大病中要服剧烈的药，才可制胜病菌，挽回生命。抗战就是一种剧烈的药。然这种药只能暂用，不可常服。等到病菌已杀，病体渐渐复原的时候，必须改吃补品和粥饭，方可完全恢复健康。补品和粥饭是什么呢？就是以和平，幸福，博爱，护生为旨的‘艺术’。”

　　阐释结束，丰子恺针对曹聚仁的说法，进行追问:“我的儿女对于‘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不甚爱好，少有理解。我正引为憾事，叹为妖孽。聚仁兄反说‘很好’，不知其意何居？难道他以为此次抗战，是以力服人，以暴易暴；想步墨索里尼，希特勒，日本军阀之后尘，而为扰乱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吗？我相信他决不如此。因为我们抗战的主旨处处说着:为和平而奋斗！为人道而抗战！我们的优待俘虏，就是主旨的实证。”

　　结尾处，丰子恺呼应题目:“我曾在流难中，受聚仁兄一饭之恩。无以为报，于心终不忘。写这篇日记，聊作答谢云尔。”

　　文章很快发表在1938年5月5日出版的《少年先锋》杂志上。这一下，轮到曹聚仁不舒服了。在没有见到丰子恺文章前，有人向他转述了文章内容。如同有人对丰子恺转述曹聚仁文章一样，那是颇有误传的。因之，当时曹聚仁认为:子恺兄看到(按:其实是听到人转述)自己文章，大为愤怒，“说我歪曲了他的话。侮辱了佛家的菩萨性子。”“甚至:他写了一篇文章骂我，说悔不该吃我那顿晚饭。好似连朋友也不要做了。”(从丰子恺原文看，并没有什么骂或悔不该吃饭的字眼和内容，可知以讹传讹，损害力实在大。)过了很久，曹聚仁才看到丰子恺的原文。可先入为主的定见，使他仍十分不满。他马上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应。文章发表在上海《社会日报》上，其中陈述事情原委，希望丰子恺能够看见。尽管如此，由于定见所致，再加上双方人生观念有所不同，说起来就有些“各吹各的号，各拉各的调”的感觉，并不能求得一致。写了这篇回应文章，曹聚仁仍不能宽谅丰子恺。他当时便决定，除非丰子恺向自己正式道歉，否则“我决不再承认他是我的朋友了”。这下并不是丰子恺不与自己做朋友，而是曹聚仁不认丰子恺为朋友了。

　　因为这次观念冲突及误会，曹聚仁与丰子恺便确实再未续朋友之谊，有意无意，数十年间并不碰面。先后同学，操笔文人，就这样因为一餐饭，结下不应有的“怨”来。这大约是双方万难逆料的结果。丰子恺写此一文后，便搁下再无接续。也许他真没有看到曹聚仁后来的文章，即使看到大约也以为没有作答的必要。可曹聚仁似乎感到自己精心准备一餐饭，却落得这等结局，所以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他引用鲁迅《我的第一个师父》中议论和尚的一节文字:“然而他们孤僻，冷酷，看不起人，好像总是郁郁不乐，他们的一把扇或一本书，你一动他就不高兴，令人不敢亲近他。”“我(曹聚仁)乃恍然大悟。子恺毕竟是对弘一法师入了迷，一直在吃素的人。我是凡俗的人，摸不透他的怪僻，因此碰了钉子了。”话里埋怨甚至挖苦，都表现了很深的成见。

　　很久之后，在一篇文章里，曹聚仁还谈到当初与丰子恺不同看法的这部绘图集:“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丰子恺)又曾到杭州西湖、庐山牯岭，写了画，题了诗，已经把《护法画集》(当为《护生画集》)上的旧观点完全丢开了，和我说的并无不同；不知他如见了我，又该怎么说呢！”从丰子恺文字和绘事看，他大约决不会认为自己丢开了自己《护生画集》宣传的观念，也许看到这一节，他又会提起笔来，与曹聚仁再争辩一番。可惜，这只能是我们的猜想，结局会如何，我们实在难能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