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函小平：“如此国防部长理应撤职！”

　　他曾想过要说些什么，但最后都放弃了。他说：“没有意义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起来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

　　父亲以国防部长身份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他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利害关系出发说服了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达成了中美两军的军事技术交流协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份中美两军最高层的协议。可谁知道，外交部驻美使馆有人递了封告状信，说张爱萍违反中央确定的不结盟的原则，和敌对势力搞战略同盟。

　　其实，仅仅是因为美方不同意非军事人员进入参联会大本营，这个人觉得丢了面子，说这是歧视性政策，应该取消会谈。父亲说，那你就不要去吧。于是就有了这封告状信。小平同志看到信后，给了杨尚昆，说让爱萍先看一下。杨把信给了我父亲，父亲顿时就被激怒了，说了声：“无耻！”顺手在信上批了几个字：“如此国防部长理应撤职！”

　　哪晓得秘书见是小平同志处来的，既然首长批的有话，就把信给退回去了。邓小平一看真气坏了，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张爱萍，看看，看看，你自己写的是些什么？我父亲还嘴硬：“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国防部长是该撤职嘛！”

　　事后，我们都说他，小平同志这样处理，已经很够意思了，你怎么这样任性呢？他也很沮丧，一言不发。

　　我感到他去意已定。

　　反问美国防部长：“是谁要向你买武器了？”

　　其实，国防改革的预警信号在两年后就发出了。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樨、陈芳允4位科学家向中共中央上书，力陈我国在国际高科技领域竞争中面临的严峻势态，呼吁继续下大力量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争取在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

　　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组织，邀请了124位专家，制订了代号为“863”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

　　1986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重申，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关键是国防科技。

　　2000年，随着“寓军于民”的提出，我国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最终成为历史。

　　军工集团公司的结构安排，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从军方的采购来看，也存在着危险倾向。

　　《华盛顿邮报》说，从俄罗斯进口武器，现在该是中国“断奶”的时候了，否则就该上瘾了。进口的确比自己研发更合算，但从政治和军事上讲，大国不应该拥有自己的武器研发能力吗？进入90年代后，世界上只有俄罗斯能向中国提供武器，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正停滞不前，如果在俄罗斯这棵树上吊死，那么中国武器装备也只能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水平了。中国经济远比俄罗斯有活力，也更有资助国防工业的经济实力，自力更生，本身就是创造就业机会，让国防工业焕发青春，为什么就不做呢？新式装备的下线到最后的使用，还有漫长的过程，军人们的感受就更直接了。有几个懂得俄语的啊？

　　父亲回忆说：“耿飙和刘华清访美后，布朗(美国防部长)来华。和我谈话时趾高气扬的，张口就是，我们美国是不能卖武器给你们的！我一听就火了，但外交场合不好吵架，我就反问他，是谁要向你买武器了？他一下呆住了，答不上来。是啊，没有人向他提出过嘛，耿飙、刘华清提的是技术合作。我哪里能饶过他，说你美国是卖给过中国人武器，抗战胜利后好打内战，不过，这倒是帮助我们更快地打败了蒋介石。我在这里要谢谢你！

　　在座的美方人员有点蒙。翻译解释说，解放战争后期，我们用的也都是美式装备，只不过那全是从蒋介石手里夺过来的，所以张副总理要谢谢你们。他们愣了一下，也哄然大笑起来。”

　　父亲的腿在“文革”中摔断了，闲暇时妈妈总是督促我们拉着父亲一起活动(当时我从军区调入总参工作)。我们常常是晚饭后，边走边谈。尤其对下面部队反映的一些问题，我感觉得到，他听得很专注。

　　当时，以苏联二战模式为框架的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宏观构想的诞生，冲破了我军多年来军事思想的禁锢，成为新时期军事思想领域的第一次突破。但战略方针的修订，势必带动和影响国防建设的其他领域。加之许多领导都相继发表了以苏联卫国战争为参照背景的针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文章，在这种氛围下，各个相关领域制定和实行的规划、方针，不可避免的带上大打、早打的全面战争的背景，这就使本身已经捉襟见肘的国防经费无形中面临了更大的压力。

　　一直到1982年新一届军委成立后，他们才慢慢意识到，这个宏观构想将会给各个领域带来多大的挑战。训练领域提出了在8个重要方向上陆续组织大演习，而每次演习都将是几个亿的花费。国防工程的费用就更大得惊人了，在战略战役的浅近纵深内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天文数字？更不用说，在各个可能的作战方向上囤积强大的反突击预备兵团，这就使武器装备的生产和国防工业面临一个更为吓人的数字，要储备上千万人份的武器装备，不用说新武器的研究了，就是把几年的装备费都给它，恐怕也是杯水车薪。

　　父亲回忆时感慨地说：“当时很难说服那些同志，谁上来都是要得越多越好。我给他们说，储备这样多的老式装备，有意义吗？结果只能是搞得自己无力发展。有些同志，心情是好的，经验是有的，不容否定，但观念、知识、能力、魄力都不行，目光短浅且狭隘，所以管你什么破铜烂铁都拿来凑数。当然，他们确有实际困难。但问题在于决断。说到底，不在下面，还是出在军委，不敢拍这个板嘛！”

　　军队面临巨大困难，计划中的“803”演习停止了。我们原想缓口气也好，明年继续干，但紧接着，杨尚昆又亲自叫停了“804”演习，然后，无限期推迟了“805”、“806”、“807”……军队建设走进了一个转换时期。

　　在当时，战略研究还是个禁区。记得当时全军只有一本军事科学院编的《战略学纲要》，还是未定稿，通篇是诠释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思想。所以，在当时我还不可能意识到，父亲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军事战略的层面，涉及到了国防发展战略的范畴。

　　但在最高统帅部和各大战区、各军兵种的领率机关里，活跃着一群具有现代知识结构和改革观念的青年军官们。当我把和父亲的谈话告诉这些青年人时，立即引起了共鸣。大家认为，现代战争离不开国家经济实力的支持，于是一个层次更高的、范畴更大的国防发展战略提出来了。它涵盖了作战指导和战争准备；涵盖了军队建设和国家国防力量的建设和发展。它属于国家大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这在当时，无论是对高级干部还是领率机关，都应该是个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