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贞观年间几起莫名其妙的案子。

　　案例一，贞观五年(631)，有一精神不太正常的人叫李好德，胡乱说了些话，因为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有诏书下令彻查。当时司法方面的主管部门是大理寺，大理寺的主管官员张蕴古得出的结论是：李好德有病，证据明确，所以，依据法律，李某不应追究刑事责任。这时，有一官员出来说：张蕴古的老家在相州，李好德的哥哥正好在相州做一把手。所以，张蕴古的结论有问题，是他们串通一气。当皇帝的最恨臣下结党营私，李世民一听这样的报告，非常愤怒，立即下令将张蕴古处斩。虽然李世民事后照例表示了后悔，但影响比前一案更坏。它直接影响了一个时期里法官判案的态度。有记载说，自从张蕴古一案出来，法律界官员都尽量不减低犯人的量刑和处罚。因为，对有罪者的量刑适当没有给予应有处罚的反倒没有官员的责任，而开脱罪犯的却要受牵连。李世民就此向大理寺主要负责人刘德威咨询：为什么最近法律执行起来比较严格了？刘德威说：责任在皇上啊。君主喜好刑法宽松那么刑法就宽松，君主喜好严刑峻法那么刑法就严峻。按法律规定：犯人有罪而法官没有给予其应有处罚，那法官也要被处以该刑名减三等的处罚；犯人的罪名，法官给予减免处罚而出现失误，那法官也要被处以该刑名减五等的处罚。实际上呢，现在法官没有给犯人定罪的就没啥事，减免刑罚的搞不好自己就是重罪。所以现在有关官员都求自保，遇到案件就很难给犯人减免处罚了，而是争着给予较严重的审判。这就是执法官怕自己受牵连啊。

　　这段记载说明，一，贞观的死刑案件少，确实是统治者有意为之，是精心设计刻意经营的太平景象。二，说明执法从轻与从重的标准并没有一定之规，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长官意志官场风气为转移，当然，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是唐太宗李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