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之名　继续战斗】

　　逆转源自宋教仁遇刺。

　　1913年的这段公案可谓百多年来影响最大者。用暗杀解决权力角逐，使得眼见的议会民主、政党轮替成为泡影，是民主共和事业的大挫折，也打破民初脆弱的政治平衡，预示着辛亥革命理想的摇摇欲坠。

　　犹如战争带来的剧烈动荡，暗杀事件也考验着各方。

　　孙中山从日本火速赶回国内。这时候，他算认清了袁世凯的本来面目，决定武力讨袁，发动“二次革命”。

　　可是，他的意见并不能为党内同仁与社会主流所接受。

　　黄兴第一个反对，因为事件的司法审查正在进行中，各地商会、教育会等民间组织和各界领袖、各种报刊直截了当指摘袁世凯的罪恶，也纷纷要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一罪案。上海地方检察厅甚至发出传票，要求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将犯罪嫌疑人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其秘书“解送”到上海审问。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况对国民党是有利的。所以，黄兴力主法律解决。

　　蔡锷也反对武力解决。他特别指出：“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

　　对脆弱的民国政治生态来讲，武力暴乱无异于开历史倒车的自杀行为。

　　但孙中山坚定地主张武装斗争，又变成了一位好斗的勇士，于1913年7月悍然发动了“二次革命”。

　　仓促上阵的武力解决被袁世凯很快镇压了，孙中山再次亡命日本。

　　失败的孙中山及时总结经验，认为革命不成的原因在于党内各自为政，纪律松懈。为此，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新党章为了求得党的意志统一，要求党员入党必须按手印，宣誓服从总理，并且将国民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有不同待遇。部分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对此反对，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都未有加入。孙黄最终以决裂收场，黄兴出走美国。

　　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更像个激进组织，这个新兴的政党终于没有完成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理念上的)的转变，又来不断革命。原因很复杂，这不仅是个别领袖的认识问题，更深刻的根源在这一举动背后的制度缺陷和文化根源。革命党还不能及早完成向民主政党的转变，摒弃暴力思维，学会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党本身也没有民主化，多数人的意志不被尊重。

　　愤怒的袁世凯终于撕掉面纱，废除了《临时约法》而称帝。

　　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今天临时政府，明天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继续挣扎于理想实现的路上。

　　这一时期的孙中山苦苦坚持着民国初年的理想，武装斗争不动摇，而理由就是“护法”，他要捍卫共和的根基，要坚持民权的理念，以一人之志与全部的污浊抗衡，悲壮而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