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俘中的几个共产党员紧急研究决定，在国民党特派员李晓钟“视察”“新剧团”时，让张琴秋请病假不参加列队。这才使张琴秋躲过一劫。但是，搜拿张琴秋的风声始终很紧，“新剧团”的赵处长动不动就在女俘中进行盘查，并加强了暗中监视。大家决定先让张琴秋离开“新剧团”再说。

　　第二天，女俘们向赵处长提出强烈要求，“苟秀英太脏，又有病，不能再让她做饭！”赵处长怕女俘们闹事，只得把张琴秋从厨房调走。女俘们又趁机把这个又脏又病的“苟秀英”送到了杨万才家。杨万才是共产党员，原来也是西路军战士，被俘到西宁后，为保护自己，利用马步芳“宽大”，与被俘女红军赵全贞结为夫妇，于是，这里便成了女俘们常来常往的家。本想张琴秋住杨万才家较为安全可靠。不料，一个叫杨少德的被俘女红军前来串门，认出了张琴秋，说：“张部长，到我家玩去吧，我男人姓陆，也是浙江人，和你是老乡……”

　　“不！我不姓张！我姓苟，我是四川人，不是浙江人……”张琴秋慌忙掩饰。

　　女俘们全都知道，杨少德已经嫁给了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宣传科科长陆澄，政治上很不可靠，于是又赶紧以张琴秋生“大疮”为借口，送她进了西宁的中山医院。

　　中山医院当时是西宁唯一的地方医院，有二三十个被俘女红军关在里面做勤杂和苦工，其中有陶宛荣和吴仲廉。陶宛荣原来是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营长，吴仲廉原来是西路军的政治宣传人员，红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的妻子。听说张琴秋进了医院，她俩便相约去看。见面后，除了谈分离后的遭遇外，还告诉张琴秋一个重要的情况：在一条山战斗中，吴仲廉执行了党的俘虏政策，放走了敌人一个叫罗承训的医生，对他进行了教育，并发给了8块银元的路费。吴仲廉到西宁后在医院又见到了罗医生。罗医生非常感激吴仲廉，在院长面前说了吴仲廉很多好话，并要求马步芳留吴仲廉一条活命回去。临别，她们商量，想利用罗医生把张琴秋一同放走。

　　中山医院的院长叫谢刚杰，湖北人，留学日本冈山医学院，当时还兼任青海省政府卫生处长，为人比较开明。经罗承训医生说情，他答应抽机会放吴仲廉和她的好朋友陶宛荣、张琴秋逃离西宁。

　　不久，由于杨少德的告密，张琴秋的身份暴露了。当敌人知道她原来就是早已闻名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时，一个个欣喜若狂，感到“立大功”的时机已经到来。可是李晓钟没有把张琴秋的底细转告马步芳，其原因是因为国民党嫡系和地方军阀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都想争功，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

　　1937年7月，李晓钟奉命到庐山受训，便派人悄悄地把张琴秋和其他两位女同志一道押送南京向其主子请赏。

　　张琴秋等人出了西宁。几千里艰难行程，步步荆棘，她们身边依旧险象环生。汽车破旧，路途多雨，路上总是抛锚。途经平凉停下修车，张琴秋与吴仲廉上街转悠，忽然看到一位叫朱兆林的红军采购人员。她俩喜出望外，像见到亲人似的连连打听，得知平凉以东数十里驻有红军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委郭述申。张琴秋晓得三十一军是由原七十三师扩编的，五年前她曾在该师任过政治部主任。于是，她和吴仲廉急忙进了一家文具店，给肖克、郭述申写了一封便信，信中讲，她们三人将被押解到西安，请设法进行营救。

　　远在平凉的肖克、郭述申见了便信，赶忙将解救之事急电告知驻在云阳镇的红军(八路军)总部。总部非常重视， 忙又电报告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西安办事处到汽车站接人时，却扑了空。他们又立即将情况电报告诉南京办事处。

　　1937年8月14日，上海“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南京政府被日军进攻得焦头烂额之际，张琴秋她们三人被押到了南京。当时也没人顾得上这几个女俘，她们就被关进了“首都反省院”。8月18日，正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来到了反省院，见到了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三个女红军拉着周恩来、叶剑英的手，热泪滚滚，久久不肯松开。周恩来与叶剑英也是热泪盈眶。周恩来说：“为找你们，我们从西宁找到兰州，又从兰州找到了西宁。终于在这里找到你们了！”不久，张琴秋三人走出了“首都反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