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鲁迅文学院深圳研修班迎来了新的讲师——小说家格非。这句导语只能描述基本的新闻事实而无法重现现场听课的感受。如果光听这么一节课，学者应当是描述格非最好的词语，而在接受记者专访中，格非又展示了他另外的身份和爱好，京剧爱好者、电影发烧友，他还笑说，“如果可以，或许我自己拍电影。”很多人都知道，与余华、苏童相比，格非恰恰是与电影离得最远的一位。

　　谈文学

　　中国人靠文学建立意义

　　跟格非聊天，文学这个题目是不得不说的，可是又是最难讨论的，对于像格非这样有野心的作家来说，不管文学生态如何变化，写出大作品的愿望一直还在。

　　晶报：把你从前的作品《褐色鸟群》和最近《人面桃花》、《山河如梦》对比，变化很大，这是否跟社会的变化有关？

　　格非：文学这个东西当然不能孤立看，作家跟社会是联系在一起的。上世纪80年代，我写《褐色鸟群》，还有先锋派其他作家的创作，作品对社会是有作用力的，对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有很大冲击破坏作用。到90年代，所有方法都允许，你再这么做，你的对立面没有了，背景的力量没有了。一拳打出去是空的不能弹回来。过去的先锋派，现在都被提倡了，那些方法就显得简单了，那我就要尝试新方法、新资源，我就会有变化。

　　晶报：你曾说过，上世纪80年代是找东西写，现在是东西太多没办法写。

　　格非：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经历很单纯，写作要挖空心思，到现在你经历太多的东西要表达的太多，什么东西要进入你的视线，都要做出选择组合，所以过程更复杂。过去靠经验就可以做一个好作家，今天不行了，因为今天经验已经贬值了，网络让大家的经验都可以在上面分享，想靠特别的经验影响读者很难。

　　晶报：那作家能够依靠的是什么？

　　格非：人生好比坐火车，上车的时候有很多人，你下去了车还在走，车要开到哪儿去，不知道。中国人说，人生寄也。我们这有限的人生依靠什么建立意义？这是必须要回答的。西方人靠的多是上帝。西方文学史离不开上帝，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很多中国读者认为那是一个婚外恋的故事，伦理小说。其实不对，托尔斯泰的时代上帝没了，意义出现了真空，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了未来、那圣人跟做流氓的区别在哪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有很多恶棍，也是探讨这个问题，后来的昆德拉受到这个传统的影响，尽管我认为他只是个三流作家。

　　晶报：你今天讲了很多文学和时间的关系，法国作家尤瑟纳尔说，中国文学对时间的慨叹，对人生无常的感悟是西方文学少有的。

　　格非：中国文学里写物都是包含时间的，古代作家喜欢写月亮，这个月亮是穿越古今的，发远古之幽情，这个传统脉络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还很清晰。

　　晶报：你未来的写作计划是怎样的？《人面桃花》三部曲最后一部怎样了？

　　格非：我刚忙完一部理论著作，准备休息一阵后就进行《人面桃花》三部曲最后一部的写作，大概今年6月的时候会动手，需要约一年的时间完成。书名有了，但现在暂时保密。台湾把这套书称为“乌托邦三部曲”，因为都跟乌托邦有关系。第三部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到今天，至于具体写什么，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有很多很难说的东西，可能跟前两部比有很大变化。第一部写的是近代，第二部写的是上世纪50年代，这第三部则是写现代，很多包袱我就可以扔掉了，比如语言，写50年代的时候我查找了大量当时的书籍了解当时的语言特点，现在第三部就不用做这种知识性考古了。

　　谈电影

　　商业电影对我没有价值

　　在清华，格非还跟学生开电影课，他对艺术电影很发烧，对于曾经赞扬过的贾樟柯，格非说他的虚构能力和叙事能力仍有待验证。

　　晶报：你在大学里也教电影课。

　　格非：今年开的一门课叫文本与社会，是比较文学里的一个课程。文本当然也包括电影。在华东师大的时候也开过欧洲电影课，我对艺术电影比较熟悉。我可以选择不同风格的电影给学生看，他们会很吃惊，因为流行电影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大。

　　晶报：你的作品和影视结合很少，你对电影兴趣那么浓，也有不少导演找过你商量合作，为什么没谈成？

　　格非：小说有它的习惯，它通过文字的中介作用于读者的想象力，这跟电影是不一样的，不是每一位作家的小说都适合改编成为电影。最早是张艺谋对我的小说《迷舟》感兴趣，也曾经谈过，但是没有拍成。我对编剧本不是很感兴趣，毕竟它跟写小说是两个不同行当。如果可以，我或许会去拍电影。因为当编剧，就是给导演打工，那是很惨的，一般来说导演不允许剧本有过多的个人见解。拍电影也只能是玩笑，其实拍电影是很累的，这个我也知道。

　　晶报：哪些导演你比较喜欢？

　　格非：小津安二郎，他的东西很美，日本还有几位导演，像岩井俊二，黑泽明，都特别精彩。西方的比较喜欢新浪潮那一批，特吕弗、戈达尔，意大利的费里尼也特别喜欢，他的《道路》、《骗子》都是非常精彩的。好导演太多了。伊朗、印度都有不少好导演，像马基德·马吉迪的《小鞋子》。

　　晶报：中国的导演呢？似乎你赞扬过贾樟柯。

　　格非：对，他的电影质地非常好，贾樟柯是拍纪录片的，这对他很重要，也形成他自己的叙事美学，给中国电影带来新的气息，但是他虚构的能力，叙述故事的能力有待验证。姜文的一些影片也不错，《鬼子来了》很好。像张艺谋、冯小刚他们现在拍的都是商业电影，我基本上没有兴趣，这些电影对我没有价值。

　　晶报：姜文也曾经对你的小说感兴趣，你们有过深入的探讨吗？

　　格非：姜文这个人不错，他是比较有野心、有想法的导演。我们谈过两次，一次是在上海，他喜欢我的小说《赝品》，想拍成分段叙事的作品，但最后怎么没弄我就不知道了。中国电影的状况越来越糟糕。所谓的商业大片都是误导，有些导演刚拍了一些好作品，马上就变平庸了。总应该有一些小制作的，对社会文化思考比较深入、风格别致的电影。

　　谈大学

　　教师是“律师”而非“法官”

　　格非现在的身份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对于一名中文系学生来说，拥有格非这样的写作课老师实在幸福，而格非也对他的学生很满意，他说有些学生的写作让他很吃惊。

　　晶报：你在清华给本科生上写作课，很好奇你是怎样讲写作课的？会讲你自己的作品吗？

　　格非：清华对写作训练比较注重，课名叫“文学名作和写作训练”，文史哲的学生一起上的。因为清华大部分学生都会考虑考研做学问，而大三大四又要忙着写论文，于是大一刚入学我觉得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课程，让他们认识一些文学著作，对文学的感觉有一定的培养，体验多种文体。我的课主要是讲经典。每个章节讲完，我都布置让他们读一些书，自己的作品说得很少。

　　晶报：你教书这么多年，觉得学生有没有什么变化？

　　格非：现在的学生阅读面是比较大的，但是对经典作品没有过去那么重视，但是今天的学生也很喜欢写作，写作欲望强，水平也很高，我在清华教的学生中，有些文章是让我很吃惊的。给他90分，有些学生都不满意的。他们对分数很认真，为什么别人得92分，而我90分？

　　晶报：现在大学的读书气氛跟你上学时的80年代相比怎样？

　　格非：现在分科越来越细，整体对文学的兴趣跟我们80年代不能比。不过，现在的写作没有过去那么神圣，变成日常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解放了想象力，学生什么样的作品都敢写，他们对自身的题材探讨的深度，是过去难以想象的。学生可以在没有任何负担，自由的状态写作，毕竟是练习不用发表，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加以指导，就更有效果，所以我并不觉得现在的文学气氛就不好。

　　晶报：有没有发现在小说方面比较有天赋的人？

　　格非：清华一直是有的，工科学生中都有小说写得非常好的学生，但是他们的兴趣都不在这，写作完全是一种业余的姿态。

　　晶报：马原曾经说，文学边缘化的弊病是天赋较高的年轻人以后不愿意投入这个行当，你有这个担忧吗？

　　格非：这个没有必要担心。是否从事写作，这是命运带来的，喜欢写作，但是暂时不从事，作为业余的，我觉得应该鼓励，至于他以后会不会专业写作，这个生活会给他答案的，我们不用管。听从命运的安排吧。

　　晶报：大学的评价系统主要是靠学术著作，写作并不能算入你的学术成就，你是否觉得大学老师是小说家一个好去处？

　　格非：我一直在大学里业余写作，大学教授这个身份我已经很习惯了，至于评价体系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卡夫卡他作为银行职员，他不也照样写作，何况我的职业与文学还有关联，可以教写作，所以对于我说是没有问题的。

　　做大学老师的好处是你必须要有全面的知识体系，别人说教师是法官，我觉得教师应该是律师，不是说你判断哪个作品好就是好，你可以说你喜欢哪些作品，但是你必须给学生拿出证据来。因此我必须读一些自己可能不喜欢的作品，但是深入阅读后也许很喜欢，或许过去没有读懂的现在读懂了。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我老读不进去他的作品，现在特别喜欢，我觉得他是俄国最好的小说家。

　　格非

　　原名刘勇，1964年生，江苏丹徒人。1981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作协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讲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从此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迄今著有《格非文集》(三卷)，长篇小说《敌人》、《欲望的旗帜》、《边缘》及《人面桃花》，文论集《小说叙事面面观》、《卡夫卡的钟摆》等。

　　(刘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