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时”的剧种和它的新生之路

　　上海滑稽这一诞生于20世纪初的表演形式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的年代。40年代到60年代是它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抗战期间，上海租界独特的 “孤岛”文化使得滑稽剧畸形繁荣，生意好的时候，演员每天都会有十几场演出。

　　建国后也是如此。据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回忆，50年代自己初中时，学生们每逢节假日都会自己表演滑稽剧。即便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家连肚子都填不饱，滑稽剧还是经常进入里弄，搭个台子就开始演，群众不花钱就可以观看。

　　文革期间，滑稽剧与其他文艺样式一样被“全部砸烂”；而这期间群众娱乐需求的压抑终于造成了80年代滑稽剧出现又一个井喷式的高潮。粉碎四人帮后，上海的滑稽剧团全部重组，上海人也纷纷重新走进剧场。滑稽剧学馆开始招生，1980年，学馆录取15人，居然有近三千人前来报名，这个1:200的招生比例甚至超过了现在的电影学院表演系，而最后招入的学生就包括钱程、周立波等名演员。

　　直到1989年，王汝刚全年的演出仍高达580多场，差不多每天都有两三场表演。

　　到了90年代中期，与大多数传统剧种的命运相似，滑稽戏渐渐走入低谷。票价的上涨把普通市民挤出了剧院，而电视等强势传媒的介入更使得滑稽剧的生存环境寒气逼人。

　　此外，从演员和剧本创作来看，滑稽剧的状况也非常不好。直到目前，活跃在舞台上的还仍是80年代走红的那批演员；而自80年代中期到现在，一些滑稽剧团还在走“定向创作”的路子——即为了某个部门专门创作一个剧本，到单位去包场演出，很多都是图解政策。根本没有针对市场的好剧本出现。

　　“开始走市场经济了，滑稽剧却用计划经济的形式养活自己，这是文革后上海文艺圈里特有的一个怪现象。” 徐维新对本刊记者说。

　　如何在变化了的世界里重现滑稽剧的繁荣？很多人都在悉心地揣摩和推思。

　　上海滑稽发展到今天，的确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电视上很热闹，剧场里很冷清(这也类似曾经相声的境遇)。兰心大剧院在上海有80年“资历”了，也是上海小剧场演出的主要演出场所之一，其负责人对本刊记者介绍说，其他滑稽剧团的戏也有在兰心上演，“上座率如果有周立波的一半就算好的了。”

　　一方面，由滑稽演员出演的上海方言情景喜剧一部接一部，去年由上海文广综艺部打造的《笑林大会》，以真人秀形式评选“上海十大笑星”，收视率也一路领先。另一方面，电视对使滑稽剧“生于草莽、毁于庙堂”的争议始终存在。

　　一位熟知上海滑稽剧的文化记者描述说，“上海的滑稽剧很多都已经脱离了普通市民，传统的已经过时，老段子没什么效果；新的段子又不下生活。死不掉，活不了。”

　　这一说法跟2006年前人们对相声的认识不无相似。在郭德纲火起来之前，除了屏幕里插科打诨的电视相声和晚会相声，无论是题材还是笑料，相声给人的都是沉闷、胳肢人发笑的尴尬印象。剧场相声几从人们的生活里消失。

　　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凭着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便宜实用的抖包袱技巧，彻底带火了不受人关注的传统相声，让观众自愿掏钱买票，掀起了一阵相声回归传统剧场的风潮。

　　有人于是把中国相声的希望放到了他的身上，希望他扛下这个重担，而他的回答竟是：“谁能扛谁扛，谁爱扛谁扛。”

　　不论什么姿态，一个事实是，一个领军人物的带动，加上他对传统剧种“与时俱进”的改良和推动，就能使一个地方剧种重新转暖——周立波也是抓住了内容跟上时代这一要点，才赢取了观众和市场。周告诉记者，每季周他都有一半的内容是不重复的。此外，“完全市场化的商业包装和运作，在上海滑稽圈子里只有我一个。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说。

　　徐维新评价道，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可以说是滑稽剧在“螺旋式地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