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严歌苓的最新力作《寄居者》日前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小说以一个离奇的爱情故事为核心，再现了抗战时期小人物的命运。15日，严歌苓接受采访时说，《寄居者》的故事原型来自柏林墙一个展览馆里的故事。严歌苓称，她在美国居住多年，对寄居者有着身份认同危机感，算是与《寄居者》的主人公May同病相怜。

　　>>故事

　　小说原型来自柏林墙

　　《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上海。1939年，女主人公May爱上了一名刚刚逃到中国的犹太男子彼得。约瑟夫·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就要实施，为了让爱人去美国，May临时抓了个救星——一位美国青年做自己的情人。最后，May用彼得的钱赎救了情人，用情人的护照让彼得脱险。同时，她以毁掉对爱情的原始理解和信念的方式，实现了爱情。

　　严歌苓透露，《寄居者》的故事原型来自柏林墙。1993年，严歌苓和先生去柏林旅游，发现柏林墙一个展览馆里“陈列”着很多故事。“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小伙子跟一个女孩子在东柏林订了婚，小伙子先到了西柏林，他深爱着他的未婚妻。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在欧洲见到一个女孩子，非常像他的未婚妻，他就勾引了她，把她带到东柏林，偷了她的护照，让他的未婚妻假冒那个欧洲女孩，用欧洲女孩的护照过了关。”严歌苓说，她借用了这个故事来作《寄居者》串联的大背景，只是把主人公变成了一个中国女孩。

　　1937年，纳粹开始迫害、驱赶犹太人的时候，很多犹太人逃到了上海。“当时，上海是唯一对他们敞开的海港，先后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严歌苓说，“这些犹太人在上海沦陷前后的生活，斯皮尔伯格的一部电影表现过，但他侧重的不是中国人与中国事件的关系。”有读者将《寄居者》称为“上海版辛德勒名单”，严歌苓不置可否：“我尊重读者的理解，随大家去做评论。”

　　>>创作

　　研究犹太人在上海

　　《寄居者》的故事可谓复杂曲折，有读者怀疑故事本身存在的合理性——太多的偶然导致不真实。对此，严歌苓说：“这部小说的戏剧架构取自真实的故事，极致的环境使人发生极端的行为。我的小说故事都是听来的，生活中精彩的故事往往超过我们的想像。也许我们当代人没有机会体验这一点，也比较缺乏想象力。但在我看来凡人琐事都可以是小说题材，大幅度跌宕也有权利作为小说的题材。生活中精彩的故事往往超过我们的想像，刻意去找戏剧性与刻意避开戏剧性一样，都没有必要。”

　　《寄居者》写的是1939年的上海。谈及对当时上海的社会环境、城市风情的把握，严歌苓说，为写《寄居者》她读了10多本书，“在美国图书馆里所能找到的有关当时犹太人在上海的书籍我都读了。同时，我也从老一代人那里了解了一些细节，比如什么牌子的香水，什么裁缝店，什么舞厅，什么牌子的风衣大衣等。”她表示，做史料研究是小说家的日常工作，“我总是在为下一部或下一部作品或者可能写的作品查资料、做采访。一部这样的小说需要的准备时间往往是几年。”

　　>>人物May身上有我的影子

　　对于《寄居者》中May

　　这一角色，严歌苓说，May是一个知识女性，新女性。独立自主，敢爱敢恨，有时顽皮，属于行动派。“在我近些年的小说里，她是最年轻、阅历却非常丰富的知识女性，虽然只有20岁出头，但已经有一点玩世不恭。我的女主人公里面，每一个女主人公都有一丁点儿我的影子，至少有一些我的闪念，比如说她们都比较勤劳，因为我就闲不住，精力旺盛，不写进去一点儿自己，似乎缺乏参照，不好写。”

　　从《小姨多鹤》开始，严歌苓似乎有意将小说中人物的国籍范围放大到全球，《寄居者》中不但有日本人还有犹太人。对此，严歌苓解释说，这样创作只是出于作品需要的考虑。“假如你写犹太人在二战时被迫害，流亡上海，肯定不可能不写日本人吧？这个故事写的就是特定时间的特定故事，写的是上海作为世界冒险家乐园、作为世界难民避难所的时代。”

　　>>主题

　　以寄居者处境自况

　　据严歌苓介绍，创作这篇小说是缘于她之前应邀写一个电影剧本。“投资人来找我，也是听说我从上世纪末就在读有关犹太难民在上海的资料。后来我决定写一部小说，因为我对寄居者的生存状态太能感同身受了。写剧本会撇下我的很多思考。”

　　严歌苓说，她和《寄居者》中的女主人公May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寄居者，都有寄居者的身份认同危机感，尽管在寄居国生活多年也不能改变寄居者心态——那种边缘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主流的感觉。因此，她写这部小说颇有些以May自况的意思。

　　“我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寄居者的心态依然，因为无论怎样，对于西方文化，我都是半路出家学习的。我认识到自身和美国社会存在不可融入性，想拼命融入别人的文化主流是徒劳的，也是痛苦的。”严歌苓说，“另一方面，我回到祖国也感到是一个边缘人。在这20年里，国人发展了语言，改变了生活方式，我也有找不着位置的感觉。好在我是一个乐观的寄居者，因为这个立足点使我更沉静，而沉静利于观察，并且对什么都不认为理所当然，都会玩味，品评。”(记者 卜昌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