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猿人‘老’了20多万年”成为关注热点

　　一项科研成果引出别样话题

　　3月12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关于“北京猿人‘老’了20多万年”的研究成果，称科学家将“北京猿人”的生存时间从以往四五十万年前，推向了更久远的77万年前。

　　此后，国内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谜一般的北京猿人，再度成为热点。

　　让人遗憾的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报道出现了与事实不一致的说法。这一现象提醒人们：对待最新科研成果，那些有意无意的夸大其辞或断章取义，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心理？

　　【中方科学家】跟美国同行合作完成研究，报道时不应忽略他们的贡献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研究成果是中美两国科研人员共同完成的，但见诸报端和网站的，多是“我国科学家将北京人生存时间推进为‘距今77万年’”、“中国科学家的最新测定结果显示”等说法，对美国科学家的贡献大多一笔带过，甚至只字未提。

　　16日下午，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沈冠军教授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郑重表示，“这项研究成果是中美两国的科研人员共同完成的，报道时不应忽略他们的贡献。” 据他介绍，他们此次用的铝铍埋藏测年法，最早在1985年由一位印度裔美国科学家提出理论模型，本篇论文作者之一、美国学者达里·格兰杰于1997年首次将其应用，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

　　沈冠军告诉记者，北京猿人“距今四五十万年”的结论，是在80年前遗址发掘时，由古生物学家根据同时发掘出的动物化石而推测出的结果。

　　“我们应该拿出与现代科技水平相匹配的研究成果。”沈冠军告诉记者，2003年他提出用铝铍埋藏测年法对北京猿人进行重新测定，之后联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等，与达里·格兰杰等人用这种方法对周口店的样品进行研究，测定结果为距今77万年，误差8万年。

　　“实验设备和技术都是美国同仁的——从技术上来讲，他们的贡献比我们还大。”沈冠军坦率地说。

　　【成果细节】“更寒冷的环境”不能视作北京猿人“有控制的用火”的直接证据

　　在很长时期内，周口店遗址被认为保存着人类有控制用火的最早证据。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一些学者提出质疑，认为遗址中的灰烬和烧骨、烧石等，可能是自然野火留下的遗存，甚至可能是动物粪便“变质”留下的痕迹。

　　此次《自然》杂志的报道，又激起了部分媒体和公众对北京猿人“用火”的大胆猜想。

　　《自然》封面的头骨图像下方，是一句黑体大写的英文双关语：“北京猿人酷(cool)”——也有“凉”之意；该杂志配发评论也说，最新测定成果将北京猿人的生存时间推向了一个更寒冷的年代——77万年前地球正处于一个小冰期。

　　“这一测定结果意味着，学术界应对北京猿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在寒冷气候下的生存方式进行重新认识。”论文的第二作者高星说，“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这一发现对‘北京猿人有控制的用火’提供了确凿证据。”

　　沈冠军对此亦有同感。他告诉记者，测定结果只能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北京猿人体质上比较耐寒，二是为“可能会用火”提供了间接支持。“但不能把这作为‘主动用火’的证据——证据应该是当时用火留下来的遗迹。”

　　高星认为，媒体在对科研成果进行报道时应实事求是，千万不能因为美好的意愿而夸大其辞或断章取义，误导公众。

　　【专家思考】对待科研成果，公众和媒体都要保持理智和冷静

　　面对国内媒体和公众的热情，高星说：“古人类研究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任务，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会不断获得新的成果，对原有成果进行补充或修正。但任何科学研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铝铍埋藏测年法也不例外，它要求人类活动留下的遗址年代要足够久远，而且遗存要被后期厚层的堆积物覆盖。而我国大多数古人类遗址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就决定了它们的年代不可能因该方法而被大规模改写。”

　　高星强调，不能认为用新方法得出的研究成果，都会推翻已有的研究成果——这不是一种必然。他举例说，“元谋人生活在170万年前”早已被写入教科书，但中外学者都提出过怀疑。因为这个数据产生得很早，当时的技术手段还很落后。去年他们用改进后的古地磁方法对该遗址重新取样测定，结果与原有结论一致，美国《人类进化》杂志发表了这项成果。“通过这项研究，我们更加钦佩老一辈科学家在过去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做出的坚实、可信的学术贡献。”

　　高星特别提到，要理性看待英国的《自然》和美国的《科学》杂志，不能对它们盲目崇拜。“长期以来，媒体和学术界认为发表在这两个刊物上的成果就代表了最高水平，甚至把在它们上面发表论文作为课题规划和成果产出的指挥棒。其实，这两个杂志比其他一些专业科学期刊更注重科普性，因而拥有较大的读者群和社会影响，但不能把‘影响’和‘学术价值’画等号。很多专业性很强的研究论文，并不适合在这两个杂志上发表。许多专业期刊发表的论文，其学术价值并不逊色。我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有业内专家表示，类似“北京猿人”的科研成果报道并非个别现象，背后往往是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使然。这种热情无可厚非，但不能因此背离科学事实。有意无意地夸大其辞或断章取义，只会助长社会浮躁心理，使公众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渐行渐远。

　　本报记者 赵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