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侨联副主席潘庆林向大会提交了“用10年时间废除简体汉字”的建议，该建议经媒体披露后，在全社会引起热议，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繁简之争。反对这一建议的人认为，废除简体字是社会的倒退，是瞎折腾。也有人力挺这一建议，认为恢复繁体字让大中华有凝聚力。

　　其实，汉字简繁之争早在一年前就已开始，潘庆林也不是第一个提出“废除简体字”建议的人。2008年3月2日，《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王干以《五十年内，废除简化字如何》为题写了篇博客，并在此后相继贴出《简化字是资源匮乏的产物》、《简化字是“山寨版”汉字》等博文，抛出废除简化字的观点。而在去年的两会上，宋祖英、关牧村等21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也发出了“振兴繁体字”的声音，联名提交了一份《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而这些博文和提案也同样受到了很多非议，在这些反对者中也不乏重量级的人物。

　　简化字自推出迄今，已有50多年，今天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自如地使用和阅读着简化汉字，但对于简化字的争论自从它推出以来就已经开始，它甚至在某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一种政治符号和政治标识。

　　回顾汉字改革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它的身上承载了中国知识分子太多的梦想。

　　1第二次简化只推行了半年

　　“1956年1月1日全国报刊实行横排，许多繁体字也改为简体字。”时隔50多年，中山大学古文字学家曾宪通对这个特殊的日子仍能脱口而出。

　　70多岁的曾宪通教授当时还是中山大学一名入学不久的学生，在那一天，他翻开报纸发现字的顺序全变了，很多繁体字也变为了简体字，而他清晰记得自己在入学填表时用的还是繁体字。“我翻开报纸一看，一些字早就在我们的手写中流行，读起来一点儿也不困难。我们当时觉得转换很自然，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改用简体字我们都变成文盲了。”

　　“当时的文字改革是很慎重的，是在政治领导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当时的文字改革委员会是国务院直属机构，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会长苏培成告诉记者。

　　建国后文字改革的直接推动者是“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1949年5月，一直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语言学家黎锦熙联名多所高校的语言文字学家向吴玉章建议成立一个文学改革研究会，以恢复文字改革工作。而早在延安时期，吴玉章就一直热心于文字改革，并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解放区实行过汉字拉丁化的文字改革。不久，吴玉章便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写信，希望能够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专门研究文字改革工作。

　　对于吴玉章的建议，刘少奇回信说，可以组织这样一个团体，但是不能仅限于新文字，汉字简体字也应该要研究整理，以便大众应用。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吴玉章为常务理事会主席，它就是后来设立的国务院直属机关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前身。

　　协会成立后，人们对创立新文字的热情却远远高过对汉字的整理和简化。记者在一本1950年出版的《中国语文问题论文辑要》中看到，全书50多篇文章中，涉及汉字简化的只有6篇，其他的基本都是关于新文字的研究。而文字改革协会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近百种新文字方案，而汉字的整理和简化方案则“门庭冷落”。

　　这种状况直到毛泽东对文字改革有明确表态才有所改变。1950年5月1日，毛泽东致信第一师范时的同学蒋竹如说：“兄作语文学研究，提出不同意见，我虽未能同意，但辩论总是会有益的。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毛泽东的回信给建国后的文字改革方向一锤定音，即目前文字改革只作简化改革，至此简化字的整理和选定工作才真正开始。

　　反对简体字的网民认为汉字简化得毫无道理，是学者的“胡编乱造”，他们甚至编了几句歌谣来反对简体字：“爱无心”(愛)、“龟无脚”(龜)、“龙匕首”(龍)、“门开裂”(門)、“厂倒闭”(廠)、“灯白丁”(燈)等等。对于这些对简体字类似于恶搞的批评，苏培成表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1956年的汉字简化基本上是采取“述而不作”及“约定俗成”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是把民间一直在使用且范围比较广泛的简体字搜集起来加以整理和公布，“而并不是少数学者的闭门造车。”

　　1952年3月，“汉字简化表”第一稿拟出，选定简体字700个，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认为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字的数量也要减少，一个字要能代替几个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3年底文改会拟出第二稿，但这次又被退回，理由是简体字字数太少。两个月之后，第三稿拟出，收录1600多个简体字。这一稿引来多方关注，反映最强烈的是印刷部门。50多年前，印刷还是铅字排版，一下子公布1600多个简体字，就意味着印刷厂要改1600多个铜模。加之每个汉字都有各种字号和宋体、仿宋、楷体等各种字体，要改的铜模数量就更多了。当时，全国能刻模坯的工人只有20人，每个工人每天只能刻十几个模坯。短时间内改动这么多铜模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后文改会又根据各方意见对简化方案反复更改几稿，直到1955年10月，方案才得以通过。最终《汉字简化方案》确定了517个简化字，分四批推行。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个简化字在《人民日报》予以公布，正式在全国推行。

　　现在我们经常能在一些40、50岁左右中年人手写的便条中看到一些缺胳膊少腿、奇形怪状的字，如“上亍”、“仃车”、“干卩”、“豆付”等等(实为“上街”、“停车”、“干部”、“豆腐”)，对这些字我们都需要费劲猜测才能大约明白什么意思。这些字并不是这些人文化水平低而写的别字，实际上它们是建国后第二次文字简化后的简体字。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向社会公布，共收入简体字848个。这次简化字在简化字形的同时，还精简了汉字的数量，如“龄”简为“令”，“帮”简为“邦”，“副”、“傅”、“腐”简为“付”，“街”简为“亍”，“停”简为“仃”，“舞”简为“午”等。但这次简化字的推行却并不成功，遭到了很多人的强烈反对。周有光、王力、胡愈之等人批评这种文字比例失调，难看之极，一味追求简单而失去了汉字的风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记得，自己当时曾发表过一篇研究陆游的论文，陆游的游是写成“氵”加“尤”的。“那一次实在太过，不像汉字了，而且简化得毫无道理”。半年之后，即1978年7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停止试用这批简化字。公开解释是《草案》是“试用”，“试用并不等于正式推行”，“现在，《草案》已进入修订阶段，大规模的试用可以告一段落，所以在报刊上就停止试用了。

　　对于建国后的第二次汉字简化，苏培成表示，这批字之所以受到诟病的关键是为简而简，人为新造了很多字，普遍性不强。“而且方案的拟定和公布过程非常仓促，不像‘一简’那么慎重，很不成熟，所以它最后的被废止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