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告诉我妈妈

　　6月以后，大批战俘集中到铁路线上，铁路建设要加速了。“快点、快点，”“速度、速度，”工地上到处是日本人的吼声。战俘们的处境更惨了。

　　为了赶“速度”，各战俘营里的事故越来越多。新集中过来的1万多人，只有9个医生、60个医务官。狄克逊最好的朋友杰米的两条腿长了热疮，被送进医院。所谓医院，根本没有治疗，杰米反而感染了疟疾。他整天发着高烧，热疮肿得老高，最后伤到了骨头。杰米的两条腿先后都被锯掉了，医院里没有止痛药，手术也没有麻药。狄克逊说，“我经常去看他。他就死在我的身边。其他躺在那儿的伤员，也都疼得哭爹喊娘。那一幕幕惨景，我永远也无法忘记。他去世前对我说：‘迪克，如果你有幸回到家，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妈我是怎么死的。’你可以想像我的感受。他就住在Tooting，我保留着他的地址，但我从来不敢亲自去看他的父母。”

　　全营覆没

　　雨季高峰到了，真正的灾难也到了。营房的帆布棚都不防水，棚里棚外满地的泥浆。这时干的活是一把铁锤和一把钢钎，在石头上凿眼放炮。在“速度”的叫喊声中，日本人的鞭子雨点搬落在身上，倾盆大雨也不能停工。

　　随着河水的泛滥，当地流行病霍乱在战俘营里暴发了。这种急性传染病的症状是：痉挛、呕吐、便血和水，人很快脱水，皮肤失去弹性，身上一按一个坑。在原本已非常恶劣的条件下，霍乱的到来等于死神。狄克逊说，他们营的幸运，是有两个有经验的英国人，立即对每个人下了严厉的命令，所有水必须煮开再喝，所有吃饭的用具必须蒸汽消毒。

　　离我们没多远的一个泰米尔营，很快全营覆没。日本人不进去，命令狄克逊他们去清理泰米尔营，他说，“我和另一个人进入那个地区，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泡在泥浆里的尸体，还保留着拼命伸手要水的姿势。我们没有任何预防保护，毫无疑问，任何方式的接触都等于传染。我们挖了一个大大的坑，用铁锹把他们装进麻袋，拖到坑里。每翻动一个尸体，恶臭就令人呕吐。”“每天都有人在死亡，我们被命令去堆干柴，然后把尸体放上去烧。那是令人痛苦的活。”

　　中国人救了我的命

　　我们开始日夜轮班。我们的工地很远，路上就靠竹子火把照明，一旦熄灭，在漆黑的丛林里就像瞎子一样。有一次夜班，因暴雨后水太深干不了，日本人命令收工。

　　当我们举着火把爬上对面山上时，一检查少了两件工具。我被命令回去找。我趟水回到工地，找到了铁铲和铁锤，举着火把往回走。在爬石壁时我滑了一跤，火把掉到水里熄灭了，等我带着工具爬到山顶，面前一片漆黑。我很快在黑暗中迷路了，突然，我发现自己掉进了齐脖子深的水中，我惊慌得大叫，没有用，我渐渐失去了知觉。突然有人揪住了我的脖子，把我从水中拖出来，我朦胧中发现是两个中国苦力，他们把我的手放在他们脖子上，背着我走出了丛林，把我放在战俘营外面。我不知道多长时间才真正醒来，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我知道没有他们，我可能已经不在世上。死是迟早的事。在那个霍乱流行的雨季，营房周围如沼泽，很多地方塌了方，路上经常滑倒或滚入泥坑。一些人只因半路上泥浆溅到了饭里，就感染上了霍乱。我们的人数不断在减少，空气里弥漫着火化尸体的烟雾。生命看上去已经毫无意义，所有人的死只是迟早的事了。”

　　在死亡之门的台阶上

　　1943年10月，狄克逊终于被送进了医院，但医院几乎等于死亡收容所。病人得不到任何治疗，病情反而急剧恶化。帐篷里满是垂死的人，整夜是惨叫声，那些人躺在那里，发着高烧，没有任何药物减轻他们的痛苦。一个澳大利亚随军牧师常到帐篷里来给他们一些精神希望。尽管无法阻止他们的死亡，但每个人都抓住希望的稻草，希望再见到最爱自己的人一面。狄克逊说，“当我像所有人一样躺在死亡之门的台阶上时，我的同伴、来自伦敦的一个码头工人，每天夜里来照顾我，给昏迷中的我强迫喂些吃的东西。两个月后，我居然活了下来。战后，这个同伴来看我时，告诉我妻子他怎样喂我烤蛇肉，怎样救了我的命。我猜他说的肯定是真的。”战后他回到英国时，体重只有不到40公斤。

　　1945年1月底，营地一半都病倒了，很多人瘦得一阵风就可以吹倒。日本人命令，把病得最重的人送到医院去。我们营送走了30人，我感到了深度的失望，知道不久就将轮到我了。我已放弃了想再见到英国、妻子、家人的希望。脑子只想着一个问题，怎样像我已经死去的许多朋友一样在异国土地上死去。我无数次地问上帝：怎么能允许有人用如此令人作呕、卑鄙可耻的方式对待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