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克林德碑竖立于东单牌楼的时候，赛金花应邀参加了揭牌仪式。那一年，赛金花二十八岁。据说那天辜鸿铭见到了赛金花，他对赛金花说：“你做过的这些义举，于社会有功，上苍总会有眼的。”但上苍并没有长眼，赛金花日后的日子每况愈下。

　　《辛丑条约》和议既成，联军退兵，两宫回銮，乱哄哄论功行赏之时，自然没有赛金花的份。“议和大臣赛二爷”靠一时的名声增加了不少“生意”，但也不过是继续干那妓女的营生。接下来又发生了虐妓致死一案，赛金花惹上了官司，“金花班”被解散，她本人被赶出了北京城，被勒令返回老家苏州。

　　她本人并非没有责任，但似乎又别有隐情。当时就有人认为，她是因为过于招摇，才被解返原籍的。荣华富贵，眨眼之间，已成荒烟蔓草，一个风尘女子身份的大起大落，会让人们想起自己身处大乱世的现实。

　　赛金花没有回到苏州，她又去了上海，想在上海重新创出一片天地，但时过境迁，风光不再。于是赛金花萌生了嫁人好好过日子的想法，就嫁给了沪宁铁路的总稽查曹瑞忠。不过，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辛亥革命后，新丈夫就离开了人世，赛金花重新过起了漂泊不定的生活。

　　清朝既已垮台，不许踏入京城的禁令也就跟着失效了。“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赛姑今又来”，赛金花重又回到北京，此时的她虽然饱经沧桑，却依然风姿绰约，装束鲜奇。她与国民政府的参议员魏斯里打得火热，两人同居在前门外的樱桃斜街。

　　有人说赛金花天生就是克夫的命，她与魏斯里的幸福生活只持续了四年，魏斯里就因病去世了。从此以后，珠黄色衰的赛金花和一个保姆，搬到了北京一条叫做居仁里的小胡同里，那是靠近天桥的贫民窟。赛金花的日子如江河日下，主仆二人只能靠接济为生。据说张学良、徐悲鸿、齐白石、李苦禅等知名人士都曾接济过赛金花。

　　1932年左右，北京《实报》主笔约同《晨报》、《大公报》、《北京晚报》、《庸报》等各报记者，一起对赛金花进行采访报道，京城的老百姓一下恢复了对“赛二爷”的记忆。她再次声名鹊起，不时有社会名流慕名前来拜访。但此时的赛金花却已看破红尘。1934年10月，赛金花去世前两年，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前来采访赛金花。赛金花双目微合，表情平静而肃穆。

　　访谈录中有这样两句：

　　记者：女士一生经过，如此复杂，个人作何感想？

　　赛金花：人生一梦耳，我现在念佛修行，忏悔一切。

　　这可以看做赛金花对人世的最后回答。她一生遍阅炎凉，饱经世变，看来是真的觉悟了。1936年冬天，赛金花油尽灯灭，享年六十四岁。她死后身无分文，多亏一些同乡的名士发起募捐，总算为她办妥了后事，并将她葬在陶然亭的锦秋墩上。如今墓地早已不存了。

　　当时的报上还刊登了一幅挽联，挽联是这样写的：

　　救生灵于涂炭，救国家如沉沦，不得已色相牺牲，其功可歌，其德可颂；乏负廓之田园，乏立锥之庐舍，到如此穷愁病死，无儿来哭，无女来啼。

　　凄凉如斯，她一生的情债想必也连本带息地清偿了。